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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7日和10月19日

今天哭明天笑,不求有人能明瞭,一身驕傲

北朝志-第五章 帝国的兴起-其六十九 代国的显贵和汉族的士族(一)

 

北魏之初的代-汉之争,这个是一个具有相当分量的课题。专业性质太强,这也是我迟迟无法下稿的一个原因,我毕竟不是专科出身。然而又无法回避,这是任何一个关注南北朝历史的人都无法回避的纠葛。虽然名为“初”,但它却将在此之后贯穿有魏一朝的始终,更重要的是,甚至可以这么认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它也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后即发展---虽然有点偏激,但我一直觉得,只有在隋唐之后,现今被称为“汉族”的这一个群体在文化甚至人种学上才算是真正的形成。

让我们还是回到这个段落本身,“代国的显贵与汉族士族”这一个子命题上。这样似乎要容易许多,因为已经有很多的前辈在此问题上研究颇深,比如我将要引用的大量的论据的提出者,《北魏政治与制度论稿》一书的作者,张金龙先生。

在考虑这个子命题的同时,我们先来看这样的两个概念:代国和汉族士人。站在今天的角度来看,所谓的代国,可以认为是以鲜卑拓跋为聚合中心的部落联盟。当然,在这个联盟中也有相当成熟的政治个体比如汉族的地方政权的存在,或者也有过泛泛的官僚制度的尝试,但是从木桶理论而言,这样的一个政治体在先天上还是落后的。从代国覆亡的历程来看,这种建立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利害关系或者部落的统治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上的类国家体是相当的脆弱的。稍稍加一点都有可能导致灭顶之灾。这一点,对于继承了代国的大部分政治遗产的北魏是无疑是一种劣势。

但这也是一种优势。特别是在于北魏立国的那个时期,所谓大浪淘沙,前秦的崩溃在也可能某种意义上刺激了这些代国的传承者们。在铁和血的激励中,北魏的制度和他所继承的那个代国开始有了些细微但是却将注定举足轻重的变化。而这中间最为关键的代国的核心贵族的优胜劣汰以及逐步的门阀化以及汉族士人的渐渐融入。而关于这两个过程,按照各个时期的,个人以为可总结为若干关键字,在本文的这个时代,也就是北魏的初期,则可见下面的两个单词,“元从二十一人”和“《征士颂》的士子”。

“元从二十一人”,指的是在拓跋珪建立代国的前期,由于拓跋部落内乱而出奔母舅贺兰部前后,跟随在其左右约二十一人的集团,首见与《魏书.列传第十六》,“李栗,雁门人也。昭成时,父祖入国。少辩捷,有才能,兼有将略。初随太祖幸贺兰部,在元从二十一人中。太祖爱其艺能。时王业草创,爪牙心腹,多任亲近,唯栗一介远寄,兼非戚旧,当世荣之。”围绕这二十一个人乃至其亲眷所形成的政治上的集团,至少在北魏的早期,具有相当强大的力量,下至百姓生死,上达君王兴废,南北朝前期的走势也可以说在这些人的一念之间了。而根据张金龙先生的考证,除去李栗,剩下的二十人人的名字可能是这样的:

拓跋纥罗,纥罗在突厥语中意为“青色”。而拓跋纥罗其人,按《魏书》如此,“谷公纥罗,神元皇帝之曾孙也。初,从太祖自独孤如贺兰部,招集旧户,得三百家,与弟建议,劝贺讷推太祖为主。及太祖登王位,纥罗常翼卫左右。又从征伐,有大功。纥罗有援立谋,特见优赏。及即帝位,与弟建同日赐爵为公。”《魏书.列传第二》

拓跋仪,前文早有叙述,这里倒不妨在追补一二,“长七尺五寸,容貌甚伟,美须髯,有算略,少能舞剑,骑射绝人。太祖幸贺兰部,侍从出入。登国初,赐爵九原公。从破诸部,有谋战功...仪膂力过人,弓力将十石;陈留公虔,槊大称异。时人云:‘卫王弓,桓王槊。’”《魏书.列传第三》

拓跋觚,“觚,勇略有胆气,少与兄仪从太祖,侍卫左右。使于慕容垂。垂末年,政在群下,遂止觚以求赂。太祖绝之。觚率左右数十骑,杀其卫将走归。为慕容宝所执,归中山。垂待之逾厚。觚因留心学业,诵读经书数十万言,垂之国人咸称重之。太祖之讨中山,慕容普驎既自立,遂害觚以固众心。太祖闻之哀恸。及平中山,发普驎柩,斩其尸,收议害觚者高霸、程同等,皆夷五族,以大刃锉杀之。乃改葬觚,追谥秦愍王,封子夔为豫章王以绍觚”,《魏书.列传第三》。

拓跋烈,“烈,刚武有智略。元绍之逆,百僚莫敢有声,惟烈行出外,诈附绍募执太宗。绍信之,自延秋门出,遂迎立太宗。以功进爵阴平王。薨,谥曰熹。”《魏书.列传第三》

拓跋遵,“常山王遵,昭成子寿鸠之子也。少而壮勇,不拘小节。太祖初,有佐命勋,赐爵略阳公。慕容宝之败也,别率骑七百邀其归路,由是有参合之捷。及平中山,拜尚书左仆射,加侍中,领勃海之合口。及博陵、勃海群盗起,遵讨平之。迁州牧,封常山王。遵好酒,天赐四年,坐醉乱失礼于太原公主,赐死,葬以庶人礼。”《魏书.列传第三》。

拓跋虔,即上文所引得“桓王槊”桓王。关于他的事迹虽然前文已经有记述,这里却也不妨重复一下,以作求异同,“陈留王虔,昭成子纥根之子也。少以壮勇知名。登国初,赐爵陈留公。与卫王仪破黜弗部。从攻卫辰。慕容宝来寇,虔绝其左翼。宝败,垂恚愤来桑乾。虔勇而轻敌,于陈战没。”《魏书.列传第三》。死后追封为“陈留桓王”。

叔孙建,本传见《魏书.列传第十七》,原文极长,这里仅录魏国立国前后的事迹以及传后评述。“(叔孙建)代人也。父骨,为昭成母王太后所养,与皇子同列。建少以智勇著称。太祖之幸贺兰部,建常从左右。登国初,以建为外朝大人,与安同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参军国之谋。”,“叔孙建少展诚勤,终著庸伐。治边有术,威震夷楚。俊委节太宗,义彰颠沛,察朱提之变,有日磾之风。加以柔而有正,见美朝野,可谓世不乏贤矣。 ”

奚牧,《魏书.列传第十六》“奚牧,代人也,重厚有智谋。太祖宠遇之,称之曰仲兄。初,刘显谋害太祖,梁眷知其谋,潜使牧与穆崇至七介山以告,语在《崇传》。太祖录先帝旧臣,又以牧告显之功,拜为治民长,敷奏政事,参与计谋。太祖征慕容宝,加辅国将军,略地晋川,获宝丹阳王买得及离石护军高秀和于平陶。以军功拜并州刺史,赐爵任城公。州与姚兴接界,兴颇寇边,牧乃与兴书,称顿首,钧礼抗之,责兴侵边不直之意。兴以与国通和,恨之。有言于太祖,太祖戮之。”

长孙肥,本传见《魏书.列传第十四》,原文极长,这里节录其与北魏开国期间的事迹如下,“代人也。昭成时,年十三,以选内侍。少有雅度,果毅少言。太祖之在独孤及贺兰部,肥常侍从,御侮左右,太祖深信仗之。登国初,与莫题等俱为大将,从征刘显,自濡源击库莫奚,讨贺兰部,并有战功。”结局则为“肥抚尉河南,得吏民心,威信著于淮泗。善策谋,勇冠诸将,每战常为士卒先,前后征讨,未尝失败,故每有大难,令肥当之。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赏赐奴婢数百口,畜物以千计。后降爵为蓝田侯。天赐五年卒,谥曰武,陪葬金陵。”

庾和辰,本人无本传,附见于《魏书.列传第十六》的其弟庾岳(业延)传中“和辰,世典畜牧。稍转中部大人。昭成崩,氐寇内侮。事难之间,收敛畜产,富拟国君。刘显谋逆,太祖外幸,和辰奉献明太后归太祖,又得其资用。以和辰为内侍长。和辰分别公私旧畜,颇不会旨,太祖由是恨之。”

安同,传在《魏书.列传第十八》,长,这里节录如下,“安同,辽东胡人也。其先祖曰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家焉。父屈,仕慕容暐,为殿中郎将...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性端严明惠,好长者之言...同频使称旨,遂见宠异,以为外朝大人,与和跋等出入禁中,迭典庶事。太祖班赐功臣,同以使功居多,赐以妻妾及隶户三十,马二匹,羊五十口,加广武将军...同在官明察,长于校练,家法修整,为世所称。及在冀州,年老,颇殖财货,大兴寺塔,为百姓所苦。神麚二年卒。追赠高阳王,谥曰恭惠。”关于他的情况,下面还会慢慢的分析,这里从略了。

王建,本传见《魏书.列传第十八》,“广宁人也。祖姑为平文后,生昭成皇帝。伯祖丰,以帝舅贵重。丰子支,尚昭成女,甚见亲待。建少尚公主。登国初,为外朝大人,与和跋等十三人迭典庶事,参与计谋。太祖幸濡源,遣建使慕容垂,辞色高亢,垂壮之。还为左大夫。建兄回,诸子多不顺法,建具以状闻,回父子伏诛。其谨直如此。从征伐诸国。破二十余部,以功赐奴婢数十口,杂畜数千。从征卫辰,破之,赐僮隶五千户,为中部大人”,关于他有一个很著名的桥段是这样的,“从破慕容宝于参合陂。太祖乘胜将席卷南夏,于是简择俘众,有才能者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归,令中州之民咸知恩德。乃召群臣议之。建曰:‘慕容覆败于此,国内虚空,图之为易。今获而归之,无乃不可乎?且纵敌生患,不如杀之。’...乃坑之...徒河人共立慕容晋麟为主,遂闭门固守。太祖乃悉众攻之,连日不拔。使人登巢车临城,招其众曰:‘慕容宝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将为谁守?何不识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群小无知,但复恐如参合之众,故求全月日之命耳。’太祖闻之,顾视建而唾其面。”。

和跋,本传见《魏书.列传第十六》,长,节录如下,“和跋,代人也,世领部落,为国附臣。跋以才辩知名,太祖擢为外朝大人,参军国大谋,雅有智算...太祖宠遇跋,冠于诸将。时群臣皆敦尚恭俭,而跋好修虚誉,眩曜于时,性尤奢淫。太祖戒之,弗革。后车驾北狩豺山,收跋,刑之路侧。妻刘氏自杀以从。”

尉迟古真,本传见《魏书.列传第十四》,“尉古真,代人也。太祖之在贺兰部,贺染干遣侯引乙突等诣行宫,将肆逆。古真知之,密以驰告,侯引等不敢发。染干疑古真泄其谋,乃执栲之,以两车轴押其头,伤一目,不伏,乃免之。登国初,从征库莫奚及叱突邻,并有功。又从救贺兰,破卫辰子直力鞮,复击慕容宝于参合陂。又从平中原,以功赐爵束州侯,加建节将军。太宗初,为鸿飞将军,率众五千,镇大洛城。太宗西巡,古真与奚斤等率前军讨越勒部,大破之,获马五万匹,牛羊二十万头,掠二万余家西还。泰常三年,除定州刺史。卒。”

来出真,《魏书.列传第十八》“从太祖避难叱候山,参创业之功,官至后将军,武原侯,与在八议。”,这里有一个词在不久之后我们将再次的提到到,这就是“八议”,也可以认为就是后世所谓“八柱国”的原型。

穆丑善,本传《魏书》无,见《魏书.列传第十五》穆崇传中,“崇宗人丑善,太祖初,率部归附,与崇同心戮力,御侮左右。从征窟咄、刘显,破平之。又从击贺兰部,平库莫奚。拜天部大人,居于东蕃。卒。”

并苟乌提,《魏书.列传第三十二》“乌提,登国初,有勋于太祖,赐吴宁子。”;刘敦,《魏书.列传第十八》“曾祖敦,有功于太祖,为方面大人。”;刘提,《魏书.列传第十六》“提,太祖时,官至乐陵太守,赐爵信都男。”,贺狄干,《魏书.列传第十六》,“代人也。家本小族,世忠厚,为将以平当称。稍迁北部大人。”;燕凤(前文已有叙述,这里稍稍追加如下),“燕凤,字子章,代人也。好学,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魏书.列传第十二》等四人。

张先生在《拓跋珪“元从二十一人”考》中认为,拓跋纥罗至安同,可以确认为“元从二十一人”之列,而起拓跋烈至穆丑善,则“应在‘元从二十一人’之列”,至于其后的苟乌提等,张先生只是判断可能而已。而从上述列表来看,在这二十一人中,和拓跋同族的有八人,具有紧密的亲族关系的则有五人。(张先生则以为应有十二人,这里他是将紧密的亲族关系和拓跋同族而论了并没有记录和拓跋一族具有相当的关系的王建一人了。),但这里或者还有张先生遗漏的人选,比如和奚牧,尉古真一样有救主之功的穆崇,和拓跋珪关系极深的刘罗辰,魏国开国率部归从的楼伏连真等人这里就没有录入。个人以为这几人当比拓跋烈等人的入选更加的实在。

虽然在具体的人选上稍有疑点,但“元从二十一人”作为一个政治集团的存在应是一个事实。这些人因为拥立之功而在北魏的初年得以呼风唤雨,但考他们的结局,却大多耐人寻味了。且以张先生所提出的二十一人列表为例子,让我们来一观北魏初年政坛的许些风雨。

 

北朝志-第五章 帝国的兴起-其六十八 南方的战事

 

理《北朝志》的行文时间,西北的胡夏既然已经平定,下面的苦主自然轮到了南方的刘宋了。但其实北魏对南方的反击却并不是这么的一个简单的时间上的顺序关系。实际上,就在拓跋焘征战胡夏的同时,北魏在南方也开始了对刘宋的全面战略反击。按说两面作战是兵家大忌,但这次却实在不是拓跋焘昏了头,而是宋军的表现实在是太不中用了,更具体的一点来说,宋军吃亏在战略上缺乏一个北伐的完整的规划,他们所希图的,或者不过是乘着北方两强殊死相搏的当口,拿到一点点的残羹冷炙罢了。

 

在这一点上,《魏书》中有一则很好的注解,“义隆敕其诸将,若北国兵动,先其未至,径前入河,若其不动,住彭城勿进”《魏书.列传第二十三》。而与此相对的,魏军也有一个类似这样的诏命,“先是,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一道讨洛阳,一道攻滑台。”《魏书.列传第二十五》。进攻方在全面优势的情况下只想着保存实力,而被进攻方却在最不明朗的时候就考虑反击,宋军和魏军的战事,胜负的关键便在于两位上位者的器量了。

 

北魏神麚三年,公元430年10月,洛阳一线的魏军安颉部乘冒进的宋军失与防范,开始进行部署。“彦之遣将姚纵夫(姚耸夫)渡河攻冶坂,颉督诸军击之,斩首三千余级,投水者甚众。”《魏书.列传第十八》,按宋军此时的先锋姚纵夫,在宋军中颇有勇名,《宋书》中有关他的记载有是这样的“耸夫,吴兴武康人。勇果有气力,宋世偏裨小将莫及。始随到彦之北伐,与虏遇,耸夫手斩托跋焘叔父英文特勒首,焘以马百匹赎之。”---此案例或为虚妄,按《魏书》,除去夭折的一位,拓跋焘的叔辈为“清河王拓跋绍,阳平王拓跋熙,河南王拓跋曜,河间王拓跋脩,长乐王拓跋处文,广平王拓跋连,京兆王拓跋黎”诸人,因果都在《魏书.列传第四》,无一人死于此战---如此勇将依然为魏军所败,宋军主帅到彦之就是再冲动,也已经意识到了宋军无论是在战意还是战力上都已然达到极限,于是引刘义隆诏,开始全线防守,力图守住北伐以来的战果。“冬十月庚申,到彦之、王仲德沿河置守,还保东平。”《魏书.列传第十八》。

 

但此时,宋军的战力虚弱已经在魏军的刀锋面前暴露无疑。加之收到了西线战事的鼓舞,在南线的洛阳,滑台两路魏军士气大振,且天已渐寒,战局已经渐渐的开始对魏军有利。“乙亥,冠军将军安颉济河,攻洛阳。”《魏书.帝纪第四》,宋军这个时候在洛阳的守将叫杜骥,是上文所引为安颉所杀姚耸夫的上司,自命名门出身,此时却已然给魏军的攻势吓破了胆,“彦之使骥守洛阳。洛阳城不治既久,又无粮食,及彦之败退,骥欲弃城走,虑为太祖所诛。初,高祖平关洛,致钟虡旧器南还,一大钟坠洛水。至是太祖遣将姚耸夫领千五百人迎致之。时耸夫政率所领牵钟于洛水,骥乃诳之曰:‘虏既南渡,洛城势弱,今修理城池,并已坚固,军粮又足,所乏者人耳。君率众见就,共守此城,大功既立,取钟无晚。’耸夫信之,率所领就骥。既至,见城不可守,又无粮食,于是引众去。骥亦委城南奔,白太祖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耸夫及城便走,人情沮败,不可复禁。’”《宋书.列传第二十五》,将自己的过失引到一个败军之将的头上,宋军诸将的心机,如能用到战场之上,应该早已是战果斐然了吧。---《魏书》中有姚纵夫而无姚耸夫,《宋书》中有姚耸夫而无姚纵夫,纵夫,耸夫,或本文一人。按《宋书.列传第二十五》中尚有姚耸夫的结局云“上大怒,使建威将军郑顺之杀耸夫于寿阳。”。

 

宋军主将保命弃城,魏军自然乐的接受战果,在本来就不是稳扎稳打风格的主帅安颉的统帅下,势如破竹。“丙子,拔之,擒义隆将二十人,斩首五千级。时河北诸军会于七女津,彦之恐军南度,遣将王蟠龙溯流欲盗官船,征南大将军杜超等击破,斩之。辛巳,安颉平虎牢,义隆司州刺史尹冲坠城死。”《魏书.帝纪第四》,“冠军将军安颉等率众自盟津渡,攻金墉,义隆建武将军杜骥出奔,遂乘胜进攻虎牢,陷之,斩其司州刺史尹冲。”《魏书.列传第八十五》。虎牢,洛阳,河南重镇,已经相继为魏军所攻克,宋军主力到彦之部已成溃败之势。

 

而与此同时,魏军叔孙建部也在滑台一线展开对宋军的攻势,“刘义隆兗州刺史竺灵秀弃须昌,南奔湖陆。建追击,大破之,斩首五千余级,遂至邹鲁。还屯范城。”《魏书.列传第十七》。洛阳已经失守,倘若滑台战事再度不利,河南的宋军处境堪忧,这一点,无论是宋军还是魏军都看的相当的明白,生死攸关,宋军“义隆将檀道济、王仲德救滑台”《魏书.列传第十七》。再看魏军,洛阳一线的安颉,淮河沿岸的司马楚之也纷纷的赶到滑台,“辛丑,冠军将军安颉率诸军攻滑台。琅邪王司马楚之破刘义隆将于长社。”《魏书.帝纪第四》,“(司马楚之)又与冠军将军安颉攻滑台”《魏书.列传第二十五》。滑台,在不久之后再度的成为了两军的焦点。而就在这当口,做为两军的最高统帅的拓跋焘和刘义隆则再一次的碰撞的起来,只不过,这次拿来比较两人的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的名字叫王慧龙,是在北的汉族士族。

 

“刘义隆将到彦之、檀道济等频顿淮颍,大相侵掠。(王)慧龙力战,屡摧其锋。彦之与友人萧斌书曰:‘鲁轨顽钝,马楚粗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龙及韩延之可为深惮。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讶之。’刘义隆纵反间,云慧龙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边,因执安南大将军司马楚之以叛。世祖闻曰:‘此必不然,是齐人忌乐毅耳。’乃赐慧龙玺书曰:‘义隆畏将军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风尘之言,想不足介意也。’刘义隆计既不行,复遣刺客吕玄伯,购慧龙首,二百户男、绢一千匹。玄伯伪为反间来,求屏人有所论。慧龙疑之,使人探其怀,有尺刀。玄伯叩头请死。慧龙曰:‘各为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右皆言义隆贼心未已,不杀玄伯,无以制将来。慧龙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义为干卤,又何忧乎刺客?’遂舍之。时人服其宽恕。”

 

一方,拓跋焘用人不疑,一方,刘义隆不考虑征兵调度统筹帷幄,却将心思用在了刺杀对方的大将之上。同样作为一国之君,在治国方面,刘义隆多多少少缺了一点为人君者的厚道和心态。倘若历史真的只是垂青所谓的英雄们的话,或者我们可以说,这场战事,到此已经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还是回到滑台的诸将上来。宋军已经骑虎难下,诸军唯有用命,其中以战力保持的相对完好的檀道济部对魏军的威胁最大。“军至东平寿张县,值虏安平公乙旃眷(即孙叔建)。道济率宁朔将军王仲德、骁骑将军段宏奋击,大破之。转战至高梁亭,虏宁南将军、济州刺史寿昌公悉颊库结前后邀战,道济分遣段宏及台队主沈虔之等奇兵击之,即斩悉颊库结。”《宋书.列传第三》,宋军战果,《宋书》如此,但其中微妙却实在是难以尽述。不妨小考一例,按上文所引“宁南将军、济州刺史寿昌公悉颊库结”,悉颊库结或者有别有他名,但无论是“宁南将军”的军职,还是“济州刺史”的官职,甚至是“寿昌公”的爵位,我目前在《魏书》中都没有找到对应的记录。檀道济部对魏军的打击应该是有,但断无《宋书.檀道济传》所说的那么夸张。

 

如按《魏书》记载,在宋军檀道济部的纠缠下,魏军滑台方面的前主帅孙叔建用绝粮计。“建与汝阴公道生拒击之。建分军挟战,纵轻骑邀其前后,焚烧谷草,以绝其粮道。道济兵饥,叛者相继,由是安颉等得拔滑台。”《魏书.列传第十七》,但唯一让我关注的则是《宋书.列传第三》中的相关文字,“道济进至济上,连战二十余日,前后数十交,虏众盛,遂陷滑台。道济于历城全军而反。”这一次的滑台之战,所耗时间确实不如上次,但两部史书,所写文字大相径庭,关于这战的过程以及宋军损失,如研仅与此,的确是有点云里雾里,不知其纠结。

 

所幸《南史》所录《到彦之传》尚可参照一二,“魏军仍进滑台。时河冰将合,粮食又罄,彦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动,将士疾疫,乃回军,焚舟步至彭城。”可见魏军断宋军军粮而一举赢得滑台之战是实。至于《宋书》,其含糊夸大之处,也已然太过了一点。

 

滑台之战结束,魏军收复河南全境不说,“义隆将檀道济、王仲德东走,诸将追之,至历城而还。三月庚戌,冠军将军安颉献义隆俘万余人,甲兵三万。”《魏书.帝纪第四》,已然是大胜。

 

至于余下的宋军则仓皇逃回本土。宋帝念及此战的结局,黯然神伤,有做诗歌一首,“逆虏乱疆埸,边将婴寇仇。坚城效贞节,攻战无暂休。覆沈不可拾,离机难复收。势谢归涂单,于焉见幽囚。烈烈制邑守,舍命蹈前修。忠臣表年暮,贞柯见严秋。楚庄投袂起,终然报强仇。去病辞高馆,卒获舒国忧。戎事谅未殄,民患焉得瘳。抚剑怀感激,志气若云浮。愿想凌扶摇,弭旆拂中州。爪牙申威灵,帷幄骋良筹。华裔混殊风,率土浃王猷。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刘义隆倒是顾涕交流,但这战宋军也确实败得一点都不冤枉。战略上,瞻前顾后;裁断上,是非不明;用兵上,贪利惜命;内部关系上,勾心斗角。如上四点,放到哪个地方都是败局,又何尝免得了刘义隆一个人呢?

 

只是可怜了十万大好江南子弟。

北朝志-第五章 帝国的兴起-其六十七 胡夏的覆亡(补二)


北魏神麚三年七月,“丙寅,到彦之遣将渡河攻冶坂,冠军将军安颉督诸军击破之,斩首五千余级,投水死者甚众”《魏书.帝纪第四》,这一次的战役可以视作刘宋第一次北伐的转折点,至此,在政治上有司马楚之,军事上有安颉的情况下,宋军开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守,北魏来自南方的战事压力为之一缓。
 
不过,南方战事的顺利,也和刘宋的用人碌碌有莫大的关系。以《宋书》略观宋军各帅,唯到彦之,王懿入传(《宋书》本有《到彦之传》,但今本已厥,《北史》有其传,或为昔日《宋书》所截,可以一读;另,《宋书》列传第六有王懿传,王懿字仲德。但前文引《宋书》中的出兵诏,有“统安北将军王仲德”一语句,按诏书颁发,似无用臣下的字的道理,这里该是《宋书.列传第五十五》的笔误了),诸将无为,可见一斑。再者,魏军为确保西方,主动让出河南,宋军却面有得色,贪天之功,自上而下,无不贪财好利,掠夺成风,“初遣彦之,资实甚盛,及还,凡百荡尽,府藏爲空。”《北史.列传第十五》,由是军心散乱,民心难附。
 
当然,其中明眼人也不是没有,宋军将领安北将军王懿就认为,“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余,今敛戈北归,并力完聚,若河冰冬合,岂不能为三军之忧!”《宋书.列传第六》,“诸贤不谙北土情伪,必堕其计。胡虏虽仁义不足,而凶狡有馀,今敛戍北归,必并力完聚。若河冰既合,将复南来,岂可不以为忧乎!”《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一》,说的很有见地,只可惜王懿彼时官小位卑,此番苦心毕竟付诸流水。宋军至此无有寸进,刘宋第一次北伐失败的结局就此埋下。
 
在延缓了南方宋军的攻势之后,拓跋焘得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西边的恶狼赫连定。毕竟,赫连定实在是给放纵的太久了,就在拓跋焘忙于应付到彦之等的同时,赫连定也想分一杯羹,“九月己丑,赫连定遣弟谓以代寇鄜城,平西将军、始平公隗归等率诸军讨之,擒贼将王卑,杀万余人,谓以代遁走。”《魏书.帝纪第四》。这次进攻虽然给隗归化解了,却也让拓跋焘出了一身冷汗。
 
北魏神麚三年九月,公元430年九月,“甲辰,(拓跋焘)行幸统万,遂征平凉”,而在这之前,拓跋焘还是不太放心,问计与崔浩,“世祖闻赫连定与刘义隆悬分河北,乃治兵,欲先讨赫连。群臣曰:‘义隆犹在河中,舍之西行,前寇未可必克,而义隆乘虚,则失东州矣。’世祖疑焉,问计于浩。浩曰:‘义隆与赫连定同恶相招,连结冯跋,牵引蠕蠕,规肆逆心,虚相唱和。义隆望定进,定待义隆前,皆莫敢先入。以臣观之,有似连鸡,不俱得飞,无能为害也。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住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西道冲鄴。如此,则陛下当自致讨,不得徐行。今则不然,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儜兒情见,止望固河自守,免死为幸,无北渡意也。赫连定残根易摧,拟之必仆。克定之后,东出潼关,席卷而前,则威震南极,江淮以北无立草矣。圣策独发,非愚近所及,愿陛下西行勿疑。’”《魏书.列传第二十三》,崔浩为人不怎的,但对大局的把握真是当世无二。
 
不过,为了给南方加上一个保险,拓跋焘还是做了一点的准备,“诏征西大将军长孙道生屯于河上。”《魏书.帝纪第四》,这一条记载很有意思,和历次作战前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兵力征调不同,此次拓跋焘将西线的部分野战部队部署到了南线的同时却还能保持对西线胡夏的战略进攻,由是推演,在前一年的对柔然之战中,魏军的确是取得了极大的战果。而此次出战胡夏的魏军,则大有可能是那只将柔然打的一溃千里的虎狼之师,北疆一定,魏国虽然总体上国力增长尚未凸显,但短期内兵力调动却是宽裕了许多。
 
这一次出征赫连定,拓跋焘并没有执着于一城一地的得失,他弃其时尚在赫连定手中的长安诸地不顾,直接攻击赫连定的根本,这一点,相当的高妙,“十有一月乙酉,车驾至平凉。先是,赫连定将数万人东御于鄜城(在今陕西洛川县东南七十里),留其弟上谷公社于、广阳公度洛孤城守。帝至平凉,登北原,使赫连昌招谕之,社于不降。诏安西将军古弼等击安定,攻平凉。”,赫连定骤闻魏军东向,心急如焚,当下率领亲兵子弟星夜赶回安定,欲力保根本不失,却不想正中拓跋焘下怀,“定闻之,弃鄜城,入于安定(今镇原东南),自率步骑三万从鹑觚原将救平凉,与弼相遇。弼击之,杀数千人,乃还走。诏诸军四面围之。”《魏书.帝纪第四》,以有为之兵对无心之阵,以奇对正,以逸待劳,赫连定如何不败,古弼对赫连定此战,虽然史书着墨不多,但意义重大,在这一战之后,那支赫连勃勃得以称雄西北的铁骑第一次被重创---关于胡夏军这次出动的人数,正如下文所述,并不确切,这也间接的说明了在此战之后,胡夏军的组织的混乱无当---,魏军彻底的占据了大西北的主动。
 
此外,关于这一战,还有一点值得一说,查古弼传,“赫连定自安定率步骑二万来救,与弼等相遇。弼伪退以诱之。世祖使高车敕勒驰击定,斩首数千级。弼乘胜取安定。”《魏书.列传第十六》,得以调动北方的军队不说,更能获得诸如高车,敕勒等生力军,柔然一战,遗利如斯。
 
且说赫连定。主力重创,可这场如同噩梦一样的战争还没有结束,“世祖亲率轻骑袭平凉,定救平凉,方陈自固。”,这是前话,暂且不提,而之后,“世祖四面围之,断其水草。定不得水,引众下原。诏武卫将军丘眷击之,众溃。定被创,单骑遁走,收其余众,乃西保上邽(在今甘肃天水市)。”《魏书.列传第八十三》。而《魏书》中拓跋焘本人的传记中则对战果描写的格外详细,“诏武卫将军皇眷击之,定众大溃,死者万余人。定中重创,单骑遁走。获定弟丹阳公乌视拔、武陵公秃骨及公侯百余人。是日,诸将乘胜进军,遂取安定。定从兄东平公乙升弃城奔长安,劫掠数千家,西奔上邽。”《魏书.帝纪第四》,赫连定这一次真的输了个一塌糊涂,至此,胡夏铁骑荡然无存,赫连定的覆灭,也仅仅只是时间问题了。
 
这里再补充一个小问题,看完上段文字,细心的朋友们也许会发现出现了“武卫将军皇眷”,与“武卫将军丘眷”这两个名字,其实这两个人都是同一个人,正式一点的说法应该是“北魏的皇族武卫将军元丘”,关于这里面的深入剖析,大家可以参照罗新所著的《跋北魏太武帝东巡碑》一文,这里仅做标注,就不再深入讨论了。
 
以安定为中心,胡夏被拦腰截断,其中西面是赫连定本人,而东向则是赫连乙升,西面的赫连定还有数月可活,但东边的胡夏却早已形如惊弓之鸟。在这样的情况下,拓跋焘放弃了对赫连定的追击,开始巩固既得战果,“己亥,帝幸安定,获乞伏炽磐质子及定车旗,簿其生口、财畜,班赐将士各有差。庚子,帝自安定还临平凉,遂掘堑围守之。行幸纽城,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赐复七年。”《魏书.帝纪第四》,此举看似小事,却显示出了拓跋焘作为一国之主的政治远见。该战则战,该政则政治,所谓战神的事情归战神,但是皇帝的事情还是要皇帝来处理,拓跋焘从容与两个角色之中,这种气魄,实在是很了不起。
 
魏国的怀柔政策,很快的就收到了效果,当月,“定陇西守及将士数千人来降。”“十有二月丁卯,定弟社于、度洛孤面缚出降,平凉平,收其珍宝。定长安、临晋、武功守将皆奔走,关中平。”《魏书.帝纪第四》,兵不血刃而关中平定,达成这样的伟业的主人公拓跋焘,这个时候,他也不过只有二十二岁而已。
 
再来看赫连定的结局,在失却了胡夏的大部分疆土之后,他开始将目光放到了邻居西秦的身上,开始沿用赫连勃勃的战略,对西秦进行零敲碎打。而这个时候的西秦,虽然名为魏国盟友,但他的国主乞伏暮末却很明白目前的局势。当初他联合拓跋焘本来也只不过想从北凉上分点冷菜而已,却没想到拓跋焘居然将西面最有实力甚至隐隐有统一北方倾向的胡夏给打的个支离破碎,连草原上的豪强柔然都落了个抽筋剥骨的下场。乞伏暮末虽然对于内政研究很多,以至于“政刑酷滥,内外崩离,部民多叛,人思乱矣。”,但是对外却实在拿不出手,在前有赫连定的攻势,后有拓跋焘的怀柔下,他干脆一了百了,无负自己“暮末”之名,主动上天水讨降。“后为赫连定所逼,遣王恺、乌讷阗请迎于世祖,世祖许以安定以西、平凉以东封之。”《魏书.列传第八十七》。虽然拓跋焘见西秦主动归附固然是大为欢喜,但是还是给乞伏暮末下了一个套子,“世祖许以安定以西、平凉以东封之”,这个地方当前还在赫连定的手上呢。
 
赫连定在知道了乞伏暮末的计划之后勃然大怒,当下“暮末乃焚城邑,毁宝器,率户五万千至高田谷,为赫连定所拒,遂保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拓跋焘这个时候虽然想出兵相救,无奈此时的魏国两线作战方毕,正是休养生息的时候,只得坐看。“赫连定遣其北平公韦代率众一万攻南安,城内大饥,人相食。神麚(公元431年),暮末及宗族五百余人出降,送于上邽。”。想西秦鼎盛的时候,所辖面积从甘肃武威到天水、陇南及青海东部,共11州、30郡、48县、二护军,到最后,却落得个如此下场,着实可叹。《魏书》,《宋书》记载凌乱,《资治通鉴》可参照一读,“夏主击秦将姚献,败之;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韦伐帅众一万攻南安。城中大饥,人相食。秦侍中、征虏将军出连辅政,侍中、右卫将军乞伏延祚,吏部尚书乞伏跋跋,逾城奔夏;秦王暮末穷蹙,舆榇出降,并沮渠兴国送于上邽。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广宁,泣谓其父遗曰:‘大人荷国宠灵,居籓镇重任。今本朝颠覆,岂得不率见众唱大义以殄寇仇!’遗曰:‘今主上已陷贼庭,吾非爱死而忘义,顾以大兵追之,是趣绝其命也。不如择王族之贤者,奉以为主而伐之,庶有济也。’楷乃筑誓众,二旬之间,赴者万馀人。会遗病卒,楷不能独举事,亡奔河西。”《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二》,“主上已陷贼庭”是假,“择王族之贤者”恐为本意。如果乞伏暮末内修德政,又如何会沦为一介战俘?
 
“夏主杀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二》,又是寥寥数笔,又不道不尽的血腥。
 
赫连定灭了西秦,只能说是回光返照。在这之后不久,他又把目光放到了北凉的身上,“(公元430年)是岁,赫连定于长安为索虏拓跋焘所攻,拥秦户口十余万西次罕开,欲向凉州。”《宋书.列传第五十六》却没想到半途上杀出了一个吐谷浑的慕璝,“慕璝始遣其侍郎谢大宁奉表归国”《魏书.列传第八十九》,“慕璝距击,大破之,生擒定。”《宋书.列传第五十六》,“夏主畏魏人之逼,拥秦民十馀万口,自治城济河,欲击河西王蒙逊而夺其地。吐谷浑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宁州刺史拾虔帅骑三万,乘其半济,邀击之,执夏主定以归”《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二》。曾经的西北豪强,让中原诸国战战兢兢的胡夏,至此灰飞烟灭。
 
赫连定最后的结局为“送京师,伏诛”,而他的妻子,在《魏书》上也有提及,《魏书.列传第十八》豆代田传中有云“从讨平凉,击破赫连定,得奚斤等。世祖以定妻赐之...”自古成王败寇,过及家族,也不独有赫连定一人。而他的兄长,曾经为胡夏的国主,魏国的秦王的赫连昌,在这之后也失去了利用价值,不久就被拓跋焘送上了断头台,而他的罪名,更是让人无语,“坐谋反,伏诛。”《魏书.列传第八十三》。
 
 
 

北朝志-第五章 帝国的兴起-其六十六 胡夏的覆亡(补一)

柔然惨败,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们却无法指责作为它的盟友的胡夏。事实上,唇亡齿寒的道理,赫连定也很清楚,虽然在《魏书》等流传到现代的史料中充满了对这位胡夏的末代国王的蔑视和嘲笑,但历史,终归是由人写成的,假若吹开那些扑朔迷离的尘雾,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或许依然是一个强悍的背影。

 

“是月(公元429年),赫连定来侵统万,东至侯尼城而还”《魏书.帝纪第四》。这是史书上关于胡夏在这次北魏伐柔然一战中不多的几个记载之一,而结局则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一样,赫连定的这次试图挽救柔然的举措和不久之后整个胡夏王国的命运一样,无可奈何的失败了。

 

赫连定的失败,如仅仅从史书的记载来看,原因或者极其简单。他选错了攻击的方向而已。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对于已经占据了长安的赫连定来说,北可取和龙,平城,南可夺淮北,淮南,实在是进退自如。但他却舍近求远,偏偏兵进统万。那统万又如何是说得就得的,赫连勃勃建城毕尔万工亡,实在是天下坚城。赫连定空耗兵力也见得是自然之事,武夫之勇,匹夫之见...或者很多的意见会归纳到这一点上去吧。

 

但是,或者事情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呢?如果换一个视点来看的话,或者不难发现赫连定选择统万作为目标的用意所在了。首先,从要平定胡夏内部的分裂势力来说,赫连定便不得不选择统万作为他的目标。在上文我们已经分析过了,拓跋焘封赫连昌为会稽公,求名是空求利是实。以赫连昌之名而号召胡夏对赫连定不满者,实在是使兵不若用民的高计。而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彻底的将赫连昌沦为废子,夺下自赫连昌之手失去的统万城就是一招既可安民又可奋军的妙手,赫连定并不是疯子,他也是看到了个中的利害关键。其二,从战略角度来看,虽然关中在手,但统万就如一个楔子,将胡夏此时的国土一分为二,如果赫连定视统万而不顾的话,那么在将来,如果要以关中为基点而进讨魏国的话,东进的胡夏军随时要面临来自后方的危险。这一点,是任何一个稍有头脑的上位者都不能不考虑到的问题。其三,此时的魏军,已经连连失却长安一带的重要据点,赫连定难免判断魏军在统万也将会如在长安一样弃之不顾。这一方面,虽然赫连定看高了胡夏军的威慑力,但事出有因,实难指责太甚。

 

从以上各点来看,赫连定在这个时候欲夺统万,实在是再道理不过的事情了。但兵战凶险,结果如何也并不是他所能预料。在这点来看,古语有云,胜败乃兵家常事,实在是太妙不过。赫连定定则定矣,奈何成事在天,谋事无益,唯有面墙而泣,“(赫连定)望统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业者,岂有今日之事乎!’”《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一》。至于那位继承了赫连勃勃大业的赫连昌,此战过后,被北魏看高一线,封为秦王。

 

还是回过头来说说北魏的情况。柔然已定,拓跋焘却丝毫没有休息的时间。北土柔然初定,将士多有赏赐,不由得让南方的众将心急火燎。有好事者就开始怂恿拓跋焘先声夺人,南下攻宋,以保一方太平。幸亏拓跋焘心有犹豫,问策与崔浩。“此不可从也。往年国家大破蠕蠕,马力有余,南贼震惧,常恐轻兵奄至,卧不安席,故先声动众,以备不虞,非敢先发。又南土下湿,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非行师之时。且彼先严有备,必坚城固守。屯军攻之,则粮食不给;分兵肆讨,则无以应敌。未见其利。就使能来,待其劳倦,秋凉马肥,因敌取食,徐往击之,万全之计,胜必可克。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是以披毛求瑕,妄张贼势,冀得肆心。既不获听,故数称贼动,以恐朝廷。背公存私,为国生事,非忠臣也”《魏书.列传第二十三》,崔浩此番的见解,实在是不凡,“尪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拓跋焘的评论,可以说是一语中的。

 

但北魏不去招惹刘宋,却并不意味着刘宋的上位者们就能息止干戈。这次出来的却是才被划归为“龟鳖小竖”的一流的刘义隆。按南朝刘宋的宋文帝刘义隆其人,是为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第三子,小字车儿,博涉经史,善隶书。《宋书.帝纪第四》称“纲维备举,条禁明密,罚有恆科,爵无滥品”,而司马光则认为是“帝性仁厚恭俭,勤于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三》,是以有元嘉之治。但此人治国或者尚可,用兵确非所长,兼之性有猜疑,在外诸将难以便宜用事,好名贪利,往往以一小而失百大,却是苦了这百姓,也最后害了自己的性命。

 

公元430年,也就是北魏神麚三年,刘宋元嘉七年的三月,“自践位以来,有恢复河南之志”的刘义隆终于按捺不住了,宋军诸军并发,威胁魏国虎牢一线。而诸军的序列大致如此“戊子诏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安北将军王仲德、衮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又使骁骑将军段宏将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将兵一万继进,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将兵三万监征讨诸军事。”《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三》,“七年三月,诏曰:‘河南,中国多故,湮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场。可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安北将军王仲德、兗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骁骑将军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劲勇一万,以相掎角;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可权假节,率见力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便速备办,月内悉发。’”《宋书.列传第五十五》。

 

在这之前,刘义隆也没有忘记先通知拓跋焘一声,“先遣殿中将军田奇衔命告焘:‘河南旧是宋土,中为彼所侵,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堂堂皇皇,却是一战。而对上这样的一个对手,这次的苦主拓跋焘也算是开了眼界,哭笑不得,“焘大怒,谓奇曰:‘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此岂可得河南。必进军,今权当敛戍相避,须冬行地净,河冰合,自更取之。’”《宋书.列传第五十五》。虽然“我生头发未燥,便闻河南是我家地”,也曾经“帝闻刘义隆将寇边,乃诏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简幽州以南戍兵集于河上以备之。”《魏书.帝纪第四》,但毕竟此时魏军精锐多在西,北两线,南方空虚且季节不利于魏军却是事实,拓跋焘心有不奈也无可奈何。只好“今权当敛戍相避”。

 

魏军力有不逮,朝中大臣们则议论纷纷。有一个意见一时占据了上风,便是利用这个时候投靠了魏国的前晋朝宗室司马楚之,仿赫连昌例,来离间宋国的民心。这个意见遭到了崔浩的强力反对“彼闻幽州已南精兵悉发,大造舟船,轻骑在后,欲存立司马,诛除刘族,必举国骇扰,惧于灭亡,当悉发精锐,来备北境。后审知官军有声无实,恃其先聚,必喜而前行,径来至河,肆其侵暴,则我守将无以御之。若彼有见机之人,善设权谲,乘间深入,虞我国虚,生变不难,非制敌之良计。今公卿欲以威力攘贼,乃所以招令速至也。夫张虚声而召实害,此之谓矣。不可不思,后悔无及。我使在彼,期四月前还。可待使至,审而后发,犹末晚也。且楚之之徒,是彼所忌,将夺其国,彼安得端坐视之。故楚之往则彼来,止则彼息,其势然也。且楚之等琐才,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就大功。为国生事,使兵连祸结,必此之群矣。臣尝闻鲁轨说姚兴求入荆州,至则散败,乃免蛮贼掠买办奴,使祸及姚泓,已然之效”《魏书.列传第二十三》。我读《魏书》到此,不免掩卷长叹。崔浩何其狂也,同为朝臣,“楚之等琐才,能招合轻薄无赖,而不能成就大功”一句,岂不灭了他人心思,所谓太刚而折,崔浩之祸,只怕就此埋下。

 

崔浩固然极力反对,但拓跋焘还是采用了这个意见,“六月,诏平南大将军、假丹阳王太毗屯于河上,以司马楚之为安南大将军、琅邪王,屯颍川。”《魏书.帝纪第四》。从后续的发展来看,崔浩此举,虽堂堂皇皇明为魏国,但排除异己恐怕更是本意。按司马楚之其人,字德秀,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孙,《魏书.列传第二十五》中有一个他的小故事是这样的“楚之少有英气,能折节待士。与司马顺明、道恭等所在聚党。及刘裕自立,楚之规欲报复,收众据长社,归之者常万余人。刘裕深惮之,遣刺客沐谦害楚之。楚之待谦甚厚。谦夜诈疾,知楚之必自来,因欲杀之。楚之闻谦病,果自赍汤药往省之。廉感其意,乃出匕首于席下,以状告之曰:‘将军为裕所忌惮,愿不轻率,以保全为先。’楚之叹曰:‘若如来言,虽有所防,恐有所失。”谦遂委身以事之。其推诚信物,得士之心,皆此类也。’”,如此人物,被崔浩贬为“琐才”,实在让人心有不平。

 

司马楚之出镇南方,效果不错,“时南籓诸将表刘义隆欲入为寇,以楚之为使持节、安南大将军,封琅邪王,屯颍川以拒之。其长史临邑子步还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旧,义众云集,汝颍以南,望风翕然,回首革面。斯诚陛下应天顺民,圣德广被之所致也。’”《魏书.列传第二十五》。虽然《魏书.列传第二十三》,也就是崔浩本传认为,“于是贼来遂疾,到彦之自清水入河,溯流西行,分兵列守南岸,西至潼关。”,但如果对照《宋书》以及《魏书》中的记载来看,我们不难发现宋军这次的进攻,最远也不过到了了颍川(今河南省禹州市)一带。不要相信“今当修复旧境,不关河北”之类的说辞,如果刘宋真的有能力的话,或者他会一直打到北魏亡国灭种。北魏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得以确保南线一带的僵持,这也是不久之后拓跋焘成功灭胡夏的关键。由此来看,司马楚之之功劳,实在是莫过大焉。

 

 

北朝志-第五章 帝国的兴起-其六十五 胡夏的覆亡(下)

 

 

魏国和胡夏暂时达成了协议,但是,正如同我们常说的“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一样,所谓的“和平”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不存在的。某种意义上,止战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对于安定生活得渴望,而不过是流血和死亡超出了交战的某一方所能容忍的极限而已。除此之外,只要有人,有欲望,就会有纷争,就会有江湖,或者从严重的角度来说,就会有战争。这一点,拓跋焘和赫连定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注脚。不过,在此之前,似乎也应该给配角们足够的表演空间。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一样,对于正处于四战之地的魏国来说,所需要注意和提防的远远不止赫连定一位,比如这次又开始蠢蠢欲动的柔然。

 

魏神麚元年七月,也就是公元428年七月,刚刚主持完了对黄帝,尧,舜的祭祀的拓跋焘收到了一个来自北方的消息,“蠕蠕大檀遣子将万余骑入塞。”《魏书.帝纪第四》。不过,这次的柔然来袭却不成气候,说是进犯,其实更接近于一次小小的试探性质的骚扰。似乎没有一提的必要,只是那么一点稍微引起了我的注意,“神麚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将骑万余人入塞,杀掠边人而走。附国高车追击破之。自广宁还,追之不及。”《魏书.列传第九十一》,这里出现了位处魏国北疆的另外一个少数名字的名字,高车。

 

对于这个名字我们不应该太陌生,在《北朝志》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曾经多次出现。但是,和现在稍稍有点不同的是,在那个阶段,高车是作为魏国的对立面和被掠夺者出现的。曾经的敌人变成了现在的盟友,虽然并不是所有的高车部族都服从魏国的调遣,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而言,魏国已经开始在治国特别是战略上有了一个思维的转变。至少,之前那个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就动辄求之于战争掠夺的魏国已经逐渐的消失在了我们的实现之中,伐其地不如夺其志,掠其财不如受其贡。现在的魏国,起码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已经渐渐的开始和那个名为“汉”的伟大的存在有了一丝的交汇。

 

柔然这次的骚扰除了在拓跋焘的心里种下了愤怒的种子之外,尚且没有引起魏国方面太大的军事动作,但是紧接着到来的刘宋的进犯却让不得不让刚刚松口气的魏军再次的走上了前线。“神麚元年...冬十月...刘义隆淮北镇将王仲德遣步骑二千余入寇济阳、陈留。是月,车驾还宫。闰月辛巳,义隆又遣将王玄谟、兗州刺史竺灵秀步骑二千人寇荥阳,将袭虎牢。”《魏书.帝纪第四》,所幸的是,这一次的刘宋的来袭竟然也和柔然一样,在没有得到任何的实利的情况下就给击退了。“豫州遣军逆击,走之。”《魏书.帝纪第四》。

 

附带说一下,上文所说的“豫州”,在《魏书》中所云不详,但似乎是指魏国当时的名将,时任豫州刺史的于栗磾。这个人是代人---代国时期就归附与鲜卑拓跋的部族的自称---,擅使黑矛,因此被称为“黑矛将军”。为人不但很有武略而且对答自若,颇有风度。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太祖田于白登山,见熊将数子,顾谓栗磾曰:‘卿勇干如此,宁能搏之乎?’对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若搏之不胜,岂不虚毙一壮士。自可驱致御前,坐而制之。’寻皆擒获。太祖顾而谢之。”《魏书.列传第十九》,其人如此。

 

柔然和刘宋的进犯,在时间上如此的紧凑,但是却又有着雷声大雨点小的共同点。这一切,与其说这是两国的即成战略,倒不如说是受到了某个势力的怂恿。仔细的推究下去,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一个方向,或者说是一个人,胡夏的赫连定。这一点,现在的我坚信不疑,但彼时的拓跋焘又有做如何想呢?这却是我所不知道也不敢妄断的地方。

 

整整428年一年,拓跋焘都没有主动的出击过。但这却并不代表着拓跋焘毫无作为。实际上,这一年中他不是没有动作,只是对手们都没有注意到罢了。“后侍御史安颉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师,舍之西宫门内,给以乘舆之副,又诏(赫连)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将军、会稽公,封为秦王。”《《魏书.列传第八十三》,“太武皇后赫连氏,赫连屈丐(赫连定)女也。世祖平统万,纳后及二妹俱为贵人,后立为皇后”《魏书.列传第一》,赫连定的妹妹做了拓跋焘的皇后,而赫连昌本人则做了拓跋焘的妹夫并封为秦王(实际上,目前还仅仅是会稽公,赫连昌封为秦王应该是在公元430年的事情了)这里面的关系虽然乱了点,但是却是招揽胡夏人心的妙笔。至少,在人心本来就不是很向着赫连定的胡夏军民看来,东向投奔赫连昌也不失为一个选择。比如赫连昌的弟弟赫连俊就是这么认为的,“二年春正月,赫连定弟酒泉公俊自平凉来奔。”《魏书.帝纪第四》。这也就让赫连定大为头疼。

 

胡夏陷入了困局,拓跋焘自然乐得所见。但是他也清楚的意识到了目前的局势。实际上,现在魏国和胡夏,如果从胜算上来看,应该是四六开。魏国四战之地,且正在由游牧转型为农耕,这都是不利的因素。而胡夏,虽然失去了京师统万,但得到了长安,使魏军对统万的支援大幅下降,再加上胡夏军主力犹在,短期内战力不损,且胡夏军犹有建立在掠夺性质的以战养战这一重要战术,这都是对于胡夏而言相当有利的条件。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先不和胡夏发生正面冲突,然后不断的以外部的压力来刺激胡夏内部的固有矛盾,或者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毕竟,治国之道不同于其他,是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的。

 

于是,拓跋焘的第一个开刀的对象便是柔然,这也就很好理解了。虽然可能是废话,但是不妨再来分析下个中的关键。其一,柔然和胡夏具有一定的同盟关系,而且,柔然的存在对于同样胡夏而言,远比目前也是同盟者的刘宋要重要的多。站在刘宋的立场而言,京观之血未干,长安之恨难平。这也就注定了刘宋之于胡夏,在有共同的敌人的前提下短期内的合作尚有可能,但如果要说到长期战略同盟的话,两方的当权者乃至平民百姓们,恐怕都会付之一笑。而这样的顾虑在柔然则是完全不存在的,柔然和胡夏没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也没有爆发过大的冲突,虽然现在两方的同盟还仅仅是浮与纸面,但发展为巩固的兄弟之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胡夏和柔然尚没有成为铁板一块的时候将之击破,这一点,是为关键。其二,柔然数度攻入魏土,这对目前正处于转型期的魏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虽然目前有长城等防御体系,但治标不治本,如不能彻底的解决北疆问题,轻则国力大伤,重则以鲜卑拓跋为首的鲜卑氏族集团将失去对北方草原的掌控,陷入前后不能的窘境。这也是当局者所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一点,拓跋焘的谋臣崔浩看的最是明白,“蠕蠕往数入国,民吏震惊。今夏不乘虚掩进,破灭其国,至秋复来,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警,岂不汲汲乎哉!”其三,如破柔然,则可充分利用北疆的人力物力,进而保证对整个北方的征战基础,同时,仿高车例,也可以借助归附之后的柔然的力量保持对其他有二心的草原民族的威慑。这一点,崔浩曾经引高车例,反驳那些个反对出兵柔然的朝臣们,“夫蠕蠕者,旧是国家北边叛隶,今诛其元恶,收其善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又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魏书.列传第二十三》。其四,柔然的战术和胡夏的战术颇多类似的地方,但柔然军的战力明显不能和胡夏同日而语。因此,先从弱的一方开刀,积攒魏军的作战经验,从而保证对于胡夏的战术上的优势,这一点,虽然史料未有明言,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则自当如此。

 

虽然讨伐柔然好处多多,但毕竟魏国地处四战,虽然现在胡夏内乱不已,但南方的刘宋却依旧虎视眈眈。“会江南使还,称刘义隆欲犯河南,谓行人曰:‘汝疾还告魏主,归我河南地,即当罢兵,不然尽我将士之力。’”《魏书.列传第九十一》,用兵不能同时用于两处,这是兵家常理。更不要讨伐柔然所需要面临的关于战术上的技术问题了。

 

是此,魏国的大臣们争议不已,其中尤以一名名叫尤浩的大臣的意见最具备代表性,他的发言总结如下,“今吴贼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师千里,其谁不知?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危之道也。”,话虽不多,但也句句有情由理。所幸天佑拓跋焘,有谋臣崔浩如此,“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以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卫淮北。彼北我南,彼劳我息,其势然矣。比破蠕蠕,往还之间,故不见其至也。何以言之?刘裕得关中,留其爱子,精兵数万,良将劲卒,犹不能固守,举军尽没。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如何正当国家休明之世,士马强盛之时,而欲以驹犊齿虎口也?设令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若或有众,备边之军耳。夫见瓶水之冻,知天下之寒;尝肉一脔,识镬中之味。物有其类, 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出其虑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暂劳永逸,长久之利,时不可失也。唯患上无此意,今圣虑已决,发旷世之谋,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魏书.列传第二十三》,善哉崔浩,明哉崔浩。南北朝之初,虽然群星璀璨,名将辈出,但在战略上能达到这样高度的,无出其右。

 

崔浩分析如此,拓跋焘自然大为开心,面对刘宋的威胁,他一锤定音,“龟鳖小竖,自救不暇,何能为也。就使能来,若不先灭蠕蠕,便更坐待寇至,腹背受敌,非上策也。吾行决矣。”《魏书.列传第九十一》。只是可怜刘义隆,好歹也是一国之君,称孤道寡之辈沦为龟鳖小竖之流。实非人本如此,看其对手罢了。

 

公元429年,魏国四月,魏军开始对柔然用兵,“庚寅,车驾北伐,以太尉、北平王长孙嵩,卫尉、广陵公楼伏连留守京师,从东道与长孙翰等期会于贼庭。五月丁未,次于沙漠。舍辎重,轻骑兼马,至栗水。(翁金河)”《魏书.帝纪第四》,“于是车驾出东道向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罕山),平阳王长孙翰从西道向大娥山,同会贼庭(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魏书.列传第九十一》,而事态果然如崔浩所言,正在牛马生养期的柔然几无还击之力,魏军势如破竹,“及军入其境,蠕蠕先不设备,民畜布野,惊怖四奔,莫相收摄。”《魏书.列传第二十三》。

 

五月,魏军长孙翰部击杀柔然可汗大檀之弟匹黎,魏军士气为之大震。“(长孙翰)从袭蠕蠕,车驾度漠,大檀奔走。其弟匹黎率众赴之,遇翰交战,匹黎众溃走,斩其渠帅数百人。”《魏书.列传第十四》,“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辎重轻袭之,至栗水,大檀众西奔。弟匹黎先典东落,将赴大檀,遇(长孙)翰军,翰纵骑击之,杀其大人数百。大檀闻之震怖,将其族党,焚烧庐舍,绝迹西走,莫知所至。于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世祖缘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似为今蒙古杭爱山)。六月,车驾次于免园水(今图音河),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今甘肃省弱水),北渡燕然山(今杭爱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魏书.列传第九十一》

 

魏军张狂如此,作为盟军的高车也没有闲着,“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而这还不够,虽然高车有部分部落归顺魏国,但对于尚为柔然盟友的东部高车,拓跋焘则是毫不客气,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八月,世祖闻东部高车屯已尼陂,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遂遣左仆射安原等往讨之。暨已尼陂,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魏书.列传第九十一》。

 

诸军前进,被认为是“壮健有筋力,勇于战斗,忍虐好杀,夷、宋畏之。攻城临敌,皆亲贯甲胄。”《宋书.列传第五十五》的拓跋焘本人自然不甘落后,“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约今阿尔泰山脉东南部),诸大将果疑深入有伏兵,劝世祖停止不追。天师以浩曩日之言,固劝世祖穷讨,不听。后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为,乃焚烧穹庐,科车自载,将数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无人领统。相去百八十里,追军不至,乃徐徐西遁,唯此得免。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世祖深恨之。”《魏书.列传第二十三》。

 

虽然这次的对柔然的作战并没能彻底的消灭柔然的王庭势力,以致与拓跋焘“深恨之”,但此时的柔然作为可汗的大檀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逗留了,此战之后,“大檀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子吴提立,号敕连可汗,魏言神圣也”。《魏书.列传第九十一》,吴提可汗对魏国交好,魏国北疆的安全隐患为之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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