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五十四 滑台之战（上）

滑台之战，无论从哪个方面都难堪一个优秀的战例。从恶劣的方面来说，甚至我们可以认为，没有比这个再糟糕的战术战略样本了。这是一个完全缺乏一个成功的战役或者是战争的一切应有的要素的典型，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或者对于这场战争只有一个正面的评价稍微妥当，就是北魏在这一天起，开始明白攻坚战是怎么一回事情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滑台之战，堪比蒙元的四川战役了，巧的是，这两方都失去了自己的君主，却都等来了下一位的明君。

 

首先来看战争准备，之所以我在上节认为滑台之战是拓拔嗣的头脑发热，其主要原因正在于此。滑台之战始与泰常7年（公元422年），但综观通篇《魏书》，我们却很难找到魏国对这场战事的准备。这场战争的开始在乎一方君主的死亡，偶发事件，而这场战争的结束又在乎另一方君主的死亡，同样是一个偶发事件。用后世的某句名言来说，这是一场“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所打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再来看战略目的。滑台之战，很难认为主攻方的北魏是具有一个明确的战略目的的。从现在的《魏书》来看“刘义符立，其大臣不附，国内离阻。乃遣斤收刘裕前侵河南地”《魏书.列传第十七》，刘裕先前所攻克的地域有哪些呢，从东到西共有四个，碻磝（今山东茌平西南）、滑台（今河南滑县，东南八里城关）、虎牢（今河南荥阳县汜水镇）和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北白马市东），但打下之后又如何呢？是就此束手耐心经营，还是乘势南下，借此攻拔刘宋？从后面的战事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魏国的最高决议机构对此是完全没有准备的，基本上是抱着打到那里是哪里的心态。这样的做法，从直接的结果来看是造成了魏军的补给不济以及军队士气上的严重溃散。而从间接的后果来看，由于对对手的估计严重不足，魏军在此战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对刘宋都只能采取战略守势，这一点，在以后的刘宋的北伐上显得尤为突出。

 

而从战术上，从上节引崔浩和奚斤传的部分内容上，我们就应该可以看出，北魏在对待南方的以城郭为主的防守体系面前确实没有太多的办法。只能采取围的政策，也就是打长期战。但这一点，却又不能为魏军的高层所接受---实际的情况是崔浩的计策为拓拔嗣所认可，但是却不为魏军所用。所以滑台之战打到后来魏军基本上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纵然达到了最基本的目的…打下了滑台，却也元气大伤。并且，最糟糕的是，由于在南伐的拉锯战中损失极大，魏军很可能抽调了北疆的驻军南下---见《魏书.帝纪第三》“冬十月甲戌，车驾还宫，复所过田租之半。奚斤伐滑台不克，帝怒，议亲南讨，为其声援。壬辰，车驾南巡，自出天门关，逾恆岭。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从者五万余人”，而就是这些兵卒，也在这场拉锯战中消耗甚巨，“士众大疫，死者十二三”《魏书.帝纪第三》，这就导致了在拓拔嗣死后，其继承人的拓跋焘在即位之初就不得不面临北方柔然大举南下而无兵可用的窘况。

 

至于在统帅的人选上，值得非议的就更多了，上文已经指出统帅奚斤的问题了，这里再补充一个，就是后来向奚斤献计的安固子公孙表（这里“安固子”是封爵），考这个人的记录，实在是可怜之极，屡败屡战之辈，这里从他本人的传记中摘抄一小段，以为佐证，“太宗初，表参功劳将军元屈军事，讨吐京叛胡，为胡所败。表以先谏止屈，太宗善之，赐爵固安子。河西饥胡刘虎聚结流民，反于上党，南寇河内。诏表讨虎，又令表与姚兴洛阳戍将结期，使备河南岸，然后进军讨之。时胡内自疑阻，更相杀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势，遂不与戍将相闻，率众讨之。法令不整，为胡所败，军人大被伤杀。太宗深衔之。”《魏书.列传第二十一》。对流民，且对方已经内乱不已，尚战败如此，似此庸才，奚斤却引为幕僚，更采其拙见…魏军焉能不败？

 

废话稍微多了点，我们还是回头来看这场战事的本身。

 

泰常7年（公元422年）的秋天，在南方的刘裕过世五个月之后，拓拔嗣进行了大规模的军队人事调动，“秋九月，诏假司空奚斤节，都督前锋诸军事，为晋兵大将军、行扬州刺史，交址侯周几为宋兵将军、交州刺史，安固子公孙表为吴兵将军、广州刺史”，并以以上各部为先锋，进攻南方刚刚登基的刘义符。这里并没有说具体的兵力，所幸《宋书.列传第五十五》为我们保留了这段文字“领步骑二万余人，于滑台西南东燕县界石济南渡”。---这里有一个问题是我读《魏书》的时候发现的，按《魏书.列传第十八》中有云“（周几）世祖以几有智勇，遣镇河南，威信著于外境。几常嫌奚斤等绥抚关中失和，百姓不附。每至言论，形于声色。斤等惮焉。进号宋兵将军。”可见周几的“宋兵将军”的称号应该是一个别称，并应出自拓跋焘之世，这里却以为官爵，颇为奇怪。

 

在战事的开始，以拓拔嗣为首的鲜卑高层集团还是很乐观的，尽管在上次的和刘宋的碰撞中魏国吃了一个不小的亏，但此时非彼时，最大的刺头，刘裕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而他的继承人，更是一个只有十七岁的孩童…应该不会出什么太大的状况吧，拓拔嗣本人或者就是如此设想的。在前方将士用命南下的情况下，拓拔嗣带着相当轻松的心情召开了一个大规模的外交大会，并以此为契机，把都城平城给修理了一道。当然，这还不够尽兴，拓拔嗣又赶到了幽州一带，对当地的百姓嘘寒问暖，并减少了所过之地的佃租…“遂如广宁。己酉，诏泰平王率百国以法驾田于东苑，车乘服物皆以乘舆之副。辛亥，筑平城外郭，周回三十二里。辛酉，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因东幸幽州，见耆年，问其所苦，赐爵号。分遣使者循行州郡，观察风俗。”《魏书.帝纪第三》

 

事情看上去很美，当然，我是说如果一切能如拓拔嗣的预想的话。

 

战事一开始就并不特别的顺利。司空奚斤在滑台被宋人牢牢的给困住了，他弃崔浩在御前战术讨论会上的正确不用，采用了公孙表的计策，对滑台采取强攻的战术---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九》中对于此节的记述是“公孙表固请攻城，魏主从之。于是奚斤等帅步骑二万，济河，营于滑台之东”，但从《魏书》来看，拓拔嗣却偏向崔浩的意见为多，尤见“太宗怒其不先略地，切责之”《魏书.列传第十七》，当是奚斤独断专行为准---是这一点很符合他的性格，却正中宋人的下怀。

 

滑台这个时候的守城将领为宋国的宁远将军，东郡太守王景度。他自觉兵力不足，便向自己的上司，宋国的冠军将军、司州刺史毛德祖求救。毛德祖并没有怠慢，他急调司马翟广率参军庞谘上党太守刘谈之等步骑三千余人赶赴滑台以安民心，后又征召讨虏将军、弘农太守窦应明领五百人建武将军窦霸领二百五十人，从水路驰援滑台。从毛德祖的想法来看，他是想搭建一个更大的却月阵的舞台也未尝可知。

 

而奚斤的应对在开始却并不能算是太坏。从司马翟广的援军赶到滑台起，他就判断出援军的大致意图。他并不以为这个是宋国大举来援，作为应对，奚斤拔寨而起，在滑台东两里处驻营，前据司马翟广，后攻王景度，考虑到他手头的兵力其实并不太多---如此南征拓拔嗣只给了三万左右的兵力，还要考虑到分兵，魏国真是视疆场为儿戏---，奚斤的这一做法还真是让人拍案。

 

但事情也就仅此而已。由于缺乏攻城的相关器械以及战术，奚斤在滑台城下一困就是月余，这就引起了拓拔嗣的强烈不满。在对比另外一路周几的战果，拓拔嗣的理由就更大了。《宋书》中对周几的战果比较详细“初，亡命司马楚之等常藏窜陈留郡界，虏既南渡，驰相要结，驱扇疆场，大为民患。德祖遣长社令王法政率五百人据邵陵，将刘怜领二百骑至雍丘以防之。楚之于白马县袭怜，为怜所破。会台送军资至，怜往迎之，而酸枣民王玉知怜南，驰以告虏；虏将滑稽领千乘袭仓垣，兵吏悉逾城散走。陈留太守严慢为虏所获，虏即用王玉为陈留太守，给兵守仓垣。”《宋书.列传第五十五。》，这里的滑稽即为周几，注意他是很好的采用了御前会议的战术结论的，这就越加让拓拔嗣对奚斤的无能感到懊悔。

 

“奚斤伐滑台不克，帝怒，议亲南讨，为其声援。壬辰，车驾南巡，自出天门关，逾恆岭。四方蕃附大人各率所部从者五万余人。”《魏书.帝纪第三》，“太宗怒其不先略地，切责之。乃亲南巡，次中山”《魏书.列传第十七》。拓拔嗣原本的意思应该只是吓唬吓唬奚斤，让他早些拿下滑台，却不想到他的这些部队，到了最后关头毕竟还是用上了，而且耗损极大，一并给魏国在后来的北疆战略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这是后文要分析的，姑且做个小坑。

 

奚斤不得已而死战，终于在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之后拿下了滑台，“窦应明击虏辎重于石济，破之，杀贼五百余人，斩其戍主囗连内头、张索儿等。”《宋书.列传第五十五》，兵进虎牢。而宋国方面，在这一阶段的消耗战中，东郡司马阳瓒阵亡，司马翟广的增援部队虽然在撤退的途中给奚斤打了个追击，仅以身免，“虏既克滑台，并力向广等，力不敌，引退，转斗而前，二日一夜，裁行十许里。虏步军续至，广等矢尽力竭，大败，广、霸、谈之等各单身迸还。”《宋书.列传第五十五》，但毕竟援军本来人数就少，换句话来说，虽然失去了滑台，宋军守城主力却未损一兵，士气犹胜。在看北魏方面，士卒疲累，锐气大伤—以胜兵之姿却和不足己方一半的残兵打了个将近三天---，又加上水土不服（主要应该还是饮食方面的问题），在第二阶段的开始，就输了一筹。

 

双方在虎牢城下再度打成了僵局，这一回合与上次滑台相比更加惨烈。虎牢关是什么地方，虎牢关南连嵩岳，北濒黄河，山岭交错，自成天险。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加上守将毛祖德也不是一般的庸才，这一次的战事，已经不是拓拔嗣之前的预想之内了。

---本来这章上周就打算结束了的，但是上周一看《南朝篇》的情况，原来葫芦没怎么写这场事关北朝初年的许多的大战役...

 

没办法，只好自己操刀了。

 

《北朝志》的尾巴，再度的膨胀了起来了。

 

诶，我什么时候才能填完这个坑啊...

 

在《北朝志》目前已经发布的几个章节来说，第四章算是很短的了，只有八节而已，不久就要结束了。《北朝》从诞生到现在，真的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很让我感动和惭愧。本来我想的很简单，在网络上搜搜，自己机器上查查，最多看几篇论文，应该一年就能搞定的。可是实际上，从03年到现在，我用了整整五年，却还是只能走出了很小很小的一步，这是当初所没有想到的。今后这项工作，我还是会做下去的，不管花上多少时间，其实写《北朝》的我，也是在不断的认识着北朝，认知着北朝。我的观念也不是不变的，这也就是当初花了不少时间打算修缮《北朝》的关系。不过后来发现这个坑根本就不是我一个人所能填补的，也只有先搁着了。

 

到目前为止，综观拓跋氏的历史，其实要比南渡的晋室要艰难的多。如拓跋珪的复国，拓拔嗣的继承，都不是偏安一隅的东晋小朝廷所能想象的。而北魏初年的风起云涌，也比南朝的死水微澜要凶险上许多。有很多的人推崇刘裕，可是又有几人知道刘裕不过是继承一个朝廷，而拓跋珪却是完整的建立一个王国呢。刘宋忘于二世祖，而北魏兴起与拓拔嗣，有的时候真的很感慨，当然是有点愤青的心理在里面。

 

《北朝》之与我，其实并不是文章和作者的关系。应该说是老师和学生更加的确切点。在03年前，我是愤青，而现在，看东西我也要故作深沉了许多。其实历史兴亡国家变迁这种东西，真的不能单纯以军力国力能之形容，而这，却是当年的我所为之激昂的。一直留心着《北朝》的朋友们或者会发现，《北朝》越往后面，对政治体制以及文化的描写越多，这虽然是我所不擅长的，却是我所力图能够达到的。现在我所感到无力的是，我对《魏书》的解读还不够，还很不够，其实很多的历史事件，不能单纯的看在局中的中人，有的时候，局外的因素才是关键，而这些，却是我所匮乏的。简单的说吧，中国的史书，解读的困难的并不在于事情本身，而在于天，和人。天，是气候和环境，而人，则是制度和文化。这些东西，或者为很多的的研究者们所说烂了，可真正放到局里全盘论证的，又能有多少。

 

如苻坚南征，大臣们多有认为不可。但如放到全盘上来考虑，又能有多少因素是支持苻坚的出兵呢？北方的气候转冷，导致北疆的少数民族的南下频繁，前秦将无力南下；南方的东晋站稳了脚跟，以后的统一之战难度将大大的加强---对这个不了解的可以对比下南宋和南明的存亡时间；苻坚本人对后即者以及后即政权的担忧；北方以少数民族为主的部队在中原地区军力的急速下滑---想不清楚的可以对比下满清的八旗。

国者，莫大之器。政者，莫重之器。在野者往往无忌无惮畅所欲言，可一旦真的在庙堂之上了，又有几多轻重能与自主。中国历史的局，难就难在只喜欢个果，而淡忘了个因。

 

题外话多了点，还是回头来看拓拔嗣。

 

拓拔嗣对于魏国政权的贡献在他当政的时候就已经表露的很明显了。泰常3年（公元418年）雁门（今大陕西雁门），河内（今豫北）一带大水，拓拔嗣的应对是免去当年的年租，同时在国内征收其他州郡的钱粮以做赈灾之用，这个征收幅度为多大呢，《魏书.帝纪第三》对此的记载为“户五十石”，这个数字是相当的庞大的。这里引《新编简明中国度量衡通史》的概念“周秦至汉每斤大致为250克，合今半市斤，新莽时一斤之重略减(226.6克)。南北朝时东魏北齐每斤重量为新莽斤重之倍，南方只南齐每斤重量增加百分之五十，其余都依古(莽制)。”再考虑斤和石的比例关系，“一百二十市斤为一石，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汉书·律历志上》，折合下来一户出粮将近2.7吨…就算不考虑北魏在太和年前的户籍散乱，这样的征收量也是相当的惊人的。参照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年(486)颁布的征税条文中规定一夫一妇年缴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4人，从事耕织的奴婢8人，耕牛20头，分别负担相当于一夫一妇的租调额来看，拓拔嗣这次的征调，可以说是可怕了。以至于这样征收下来的钱粮需要“积于定（今定州市）、相（今安阳）、冀（今翼城县）三州”。

 

如此规模的征调却在魏国国内没有激起民变，拓拔嗣不可不说是勤政有功。

 

内政如此，外务上，虽然终拓拔嗣一朝武功并无太盛之举动，但与安定国境而言，却是有莫大的功劳。泰常4年（公元419年），拓拔嗣在东庙主持祭祀，“夏四月庚辰，车驾有事于东庙，远籓助祭者数百国”《魏书.帝纪第三》，这里的东庙，我认为应该从“（泰常4年，公元419年）辛未，幸代，至雁门关，望祀恆岳。后二年九月，幸桥山，遣有司祀黄帝、唐尧庙。明年正月，南巡恆岳，祀以太牢。幸洛阳，遣使以太牢祀嵩高、华岳。还登太行。”《魏书.志第十》，为恒山的道观，即是在北魏宣武帝景明、正始年间(500—512 年)，改建成为今北岳庙的“东庙”。为祭祀北岳恒山之用。这个“数百国”的虽有夸张却也能说明当时的情况，拓拔嗣治下的北魏，的确是达到了国力日上的境界。事实上，北魏自拓拔嗣起，在北疆上除与柔然不睦常有战事之外，和大多数其他民族都能保证极好的睦邻关系，如北魏宗庙所在的“乌洛侯国”，“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魏书.志第十》，似可见北魏外务政策之效果。用《魏书》编者魏收的话来说，“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来，深得羁縻勿绝之道耳。”《魏书.列传第九十》，诚是言。而考“混一为心，未遑征伐”的由来，则应该起与拓拔嗣的北疆以防卫为主，进攻为辅的战略---关于拓拔嗣的北疆战略，可见《北朝志》的第四章中柔然相关部分。

 

而同样的对外政策，拓拔嗣也用与南方的东晋/刘宋政权。神瑞2年（公元415年），“（刘裕）溯河伐姚泓，遣其部将王仲德为前锋，从陆道至梁城。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弃州北渡，王仲德遂入滑台。诏将军叔孙建等渡河，耀威滑台，斩尉建于城下。”《魏书.帝纪第三》这是北魏和南方政权的第一次较量，北魏明显是输了一筹。而在此之后，拓拔嗣明显对于南方的政权要小心谨慎上了许多，“（泰常2年，公元417年）辛酉，司马德宗荥阳守将傅洪，遣使诣叔孙建，请以虎牢降，求军赴接。德宗谯王司马文思遣使王良诣阙上书，请军讨刘裕。诏司徒长孙嵩率诸军邀击刘裕，战于畔城，更有负捷。帝诏止诸军，不克。”《魏书.帝纪第三》，---就是在这次的战事中成就了刘裕却月阵的美名，对此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南北志.南朝篇》的相关段落---虽然从兵力以及给养上来看，魏军还是有相当大的优势，就是在此战之后拓拔嗣并没有妄动考虑报复性的行为而是很明智的对刘裕的势力采取观望的态度，这点，从战略的角度来看，相当的高妙。

 

或者有人觉得这是拓拔嗣的胆怯，但是如果结合当时魏国的大局考虑，拓拔嗣按兵不动的做法，我觉得还是很正确的。第一个因素是北疆，其时北方的以九十九泉为主的防御性战略布局刚成，虽然就在前几年（公元409年）拓拔嗣亲征严重的打击了柔然的势力，但与北魏而言，受情报的局限性，柔然的动向还不明朗，在这样的情况下负气南征，将有腹背受敌之患。第二个因素在于国内，以魏国国内情况而言，虽然比邻国诸国如后秦要好上许多，但自西晋亡国以来，北方的天气就极为恶劣，虽然有拓拔嗣的安定农业，藏富于民的政策多为刚刚实行，百业不振且要安置邻国流亡过来的民众，已经给魏国的国力带来了很重的负担，拓拔嗣在神瑞2年的诏书中就这样说道，“顷者以来，频遇霜旱，年谷不登，百姓饥寒不能自存者甚众”《魏书.帝纪第三》。这两点为崔浩所总结，认为是“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发军赴南则北寇进击，若其救北则东州复危。”《魏书.列传第二十三》，而上文的事实也证明，拓拔嗣此时不发兵，对内政而言，实在是有莫大的好处，比对前文所引的泰常3年的水灾中的征调数额，如无泰常2年春的这次息战，是绝对不可能做到如此调度的。

 

当然，从另一方面考虑，拓拔嗣此举也可以说是极大的稳定了国内的汉族势力---毕竟，罢兵是出自汉族的官僚而出兵的意见则多为鲜卑族的将领所主张。何况，息战的时间为农耕之始，拓拔嗣此举，实在是相当的正确。

 

然而拓拔嗣之于魏国的大贡献却不仅于此，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他妥善的选择了继承人，也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即将以战神之姿统一了北方正式的将北魏从国升格为帝国---这里是用西方的概念---的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也是很多朋友所提醒我的。

 

泰常7年（公元422年），拓拔嗣“夏四月甲戌，封皇子焘为泰平王，焘，字佛厘，拜相国，加大将军…五月，诏皇太子临朝听政。是月，泰平王摄政。”《魏书.帝纪第三》，军权，政权，集与拓跋焘一身，不仅从名义上，更加从实质上奠定了拓跋焘的继承人的身份。

 

关于拓拔嗣生前就决定继承人的原因，在《魏书.帝纪第三》中认为是“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机”，而在《魏书.列传第二十三》也就是崔浩传中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太宗恆有微疾，怪异屡见，乃使中贵人密问于浩曰：‘《春秋》：星孛北斗，七国之君皆将有咎。今兹日蚀于胃昂，尽光赵代之分野，朕疾弥年，疗治无损，恐一旦奄忽，诸子并少，将如之何？其为我设图后之计。’浩曰：‘陛下春秋富盛，圣业方融，德以除灾，幸就平愈。且天道悬远，或消或应。昔宋景见灾修德，荧惑退舍。愿陛下遣诸忧虞，恬神保和，纳御嘉福，无以暗昧之说，致损圣思。必不得已，请陈瞽言。自圣化龙兴，不崇储贰，是以永兴之始，社稷几危。今宜早建东宫，选公卿忠贤陛下素所委仗者使为师傅，左右信臣简在圣心者以充宾友，入总万机，出统戎政，监国抚军，六柄在手。若此，则陛下可以优游无为，颐神养寿，进御医药。万岁之后，国有成主，民有所归，则奸宄息望，旁无觊觎。此乃万世之令典，塞祸之大备也。今长皇子焘，年渐一周，明睿温和，众情所系，时登储副，则天下幸甚。立子以长，礼之大经。若须并待成人而择，倒错天伦，则生履霜坚冰之祸。自古以来，载籍所记，兴衰存亡，鲜不由此。’太宗纳之。”这里全段录入，以为参对。

 

拓拔嗣不仅为自己死后的王国留下了国君，最关键的是，他还准备了好了辅佐国君的幕僚，“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西面;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 坐西厢东面。百僚总己以听焉。”《魏书.列传第二十三》，这几人确是当世的名臣，这一点，拓拔嗣自己是这样评价的，“长孙嵩宿德旧臣，历事四世，功存社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安同晓解俗情，明练于事;穆观达于政要，识吾旨趣;崔浩博闻强识，精于天人之会;丘堆虽无大用，然在公专谨。”《魏书.列传第二十三》，而未来也证明，拓拔嗣的这一席话并无为过。

 

从性格上来看，综合上点考虑，拓拔嗣应该是一个相当稳重的人了，但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拓拔嗣，也会有昏头的情况。泰常7年（公元422年），乘着南方政权的刘裕新死，拓拔嗣亲自领军，南征刘宋。当然，这次的征伐的决议也不是一帆风顺，崔浩就坚决反对，崔浩认为“裕新死，党与未离，兵临其境，必相率拒战，功不可必，不如缓之，待其恶稔。如其强臣争权，变难必起，然后命将扬威，可不劳士卒，而收淮北之地。”《魏书.列传第二十三》，从这次战役的结果来看，崔浩之言，确实是相当的明智。但是这样的意见却遭到了拓拔嗣的驳斥。考拓拔嗣的生活习惯，似乎不难为他这次的热血找到答案，“初，帝素服寒食散，频年动发，不堪万机”，寒食散，又名五石散，效果似乎因人而异，而其中有一种则为 “心加开朗，体力转强”《诸病源候总论.寒食散发候篇》，可见具有类似现今迷幻药之类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拓拔嗣做出不符常性的举动，似乎也在情理之中了。---当然，从人情考虑，也有可能拓拔嗣已经知道自己的大限将至，要留点身后名的想法在里面。

 

拓拔嗣选错了出兵的时间和对象，也选错了统帅的人选，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战略上，他选用了奚斤为主帅。奚斤，本传认为是“聪辩强识，善于谈论，远说先朝故事，虽未皆是，时有所得。听者叹美之。每议大政，多见从用，朝廷称焉。”《魏书.列传第十七》，再结合拓拔嗣本人的评价“奚斤辩捷智谋，名闻遐迩”，可见其辩才无碍。但说到用兵，考其本传，实在是二流水准，所得的战绩多为攻高车等少数民族所获，唯一一次对上稍稍能称上对手的柔然，也是无功而反且士卒伤亡甚重，可见非将才。而就是如此，拓拔嗣却征用为征南的主将，此次的战事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将才难当，谋士也未必易与。奚斤在对待刘宋的战术上，采用了攻城为主的战略，这是典型的辩士风格，即驳倒对方的主要论题，等待对方在观众的嘲笑下的不攻自破。在这一点上，崔浩却看的很是明白，崔浩认为“南人长于守城，苻氏攻襄阳，经年不拔。今以大国之力攻其小城，若不时克，挫损军势，敌得徐严而来。我怠彼锐，危道也。不如分军略地，至淮为限，列置守宰，收敛租谷。滑台，虎牢反在军北，绝望南救，必沿河东走。若或不然，即是囿中之物。”《魏书.列传第二十三》，实在是高妙。可惜不为奚斤所用---用倒是用了，可惜没用彻底，当作没用---，导致北魏的这次南征在开始就陷入了滑台拉锯战的这样一个泥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