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国和胡夏暂时达成了协议，但是，正如同我们常说的“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一样，所谓的“和平”的这个东西，其实也是不存在的。某种意义上，止战的原因并不是由于对于安定生活得渴望，而不过是流血和死亡超出了交战的某一方所能容忍的极限而已。除此之外，只要有人，有欲望，就会有纷争，就会有江湖，或者从严重的角度来说，就会有战争。这一点，拓跋焘和赫连定给我们做了最好的注脚。不过，在此之前，似乎也应该给配角们足够的表演空间。正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一样，对于正处于四战之地的魏国来说，所需要注意和提防的远远不止赫连定一位，比如这次又开始蠢蠢欲动的柔然。

 

魏神麚元年七月，也就是公元428年七月，刚刚主持完了对黄帝，尧，舜的祭祀的拓跋焘收到了一个来自北方的消息，“蠕蠕大檀遣子将万余骑入塞。”《魏书.帝纪第四》。不过，这次的柔然来袭却不成气候，说是进犯，其实更接近于一次小小的试探性质的骚扰。似乎没有一提的必要，只是那么一点稍微引起了我的注意，“神麚元年八月。大檀遣子将骑万余人入塞，杀掠边人而走。附国高车追击破之。自广宁还，追之不及。”《魏书.列传第九十一》，这里出现了位处魏国北疆的另外一个少数名字的名字，高车。

 

对于这个名字我们不应该太陌生，在《北朝志》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曾经多次出现。但是，和现在稍稍有点不同的是，在那个阶段，高车是作为魏国的对立面和被掠夺者出现的。曾经的敌人变成了现在的盟友，虽然并不是所有的高车部族都服从魏国的调遣，但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而言，魏国已经开始在治国特别是战略上有了一个思维的转变。至少，之前那个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就动辄求之于战争掠夺的魏国已经逐渐的消失在了我们的实现之中，伐其地不如夺其志，掠其财不如受其贡。现在的魏国，起码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已经渐渐的开始和那个名为“汉”的伟大的存在有了一丝的交汇。

 

柔然这次的骚扰除了在拓跋焘的心里种下了愤怒的种子之外，尚且没有引起魏国方面太大的军事动作，但是紧接着到来的刘宋的进犯却让不得不让刚刚松口气的魏军再次的走上了前线。“神麚元年...冬十月...刘义隆淮北镇将王仲德遣步骑二千余入寇济阳、陈留。是月，车驾还宫。闰月辛巳，义隆又遣将王玄谟、兗州刺史竺灵秀步骑二千人寇荥阳，将袭虎牢。”《魏书.帝纪第四》，所幸的是，这一次的刘宋的来袭竟然也和柔然一样，在没有得到任何的实利的情况下就给击退了。“豫州遣军逆击，走之。”《魏书.帝纪第四》。

 

附带说一下，上文所说的“豫州”，在《魏书》中所云不详，但似乎是指魏国当时的名将，时任豫州刺史的于栗磾。这个人是代人---代国时期就归附与鲜卑拓跋的部族的自称---，擅使黑矛，因此被称为“黑矛将军”。为人不但很有武略而且对答自若，颇有风度。有一个关于他的故事是这样的“太祖田于白登山，见熊将数子，顾谓栗磾曰：‘卿勇干如此，宁能搏之乎？’对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若搏之不胜，岂不虚毙一壮士。自可驱致御前，坐而制之。’寻皆擒获。太祖顾而谢之。”《魏书.列传第十九》，其人如此。

 

柔然和刘宋的进犯，在时间上如此的紧凑，但是却又有着雷声大雨点小的共同点。这一切，与其说这是两国的即成战略，倒不如说是受到了某个势力的怂恿。仔细的推究下去，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一个方向，或者说是一个人，胡夏的赫连定。这一点，现在的我坚信不疑，但彼时的拓跋焘又有做如何想呢？这却是我所不知道也不敢妄断的地方。

 

整整428年一年，拓跋焘都没有主动的出击过。但这却并不代表着拓跋焘毫无作为。实际上，这一年中他不是没有动作，只是对手们都没有注意到罢了。“后侍御史安颉擒昌，世祖使侍中古弼迎昌至京师，舍之西宫门内，给以乘舆之副，又诏（赫连）昌尚始平公主，假常忠将军、会稽公，封为秦王。”《《魏书.列传第八十三》，“太武皇后赫连氏，赫连屈丐（赫连定）女也。世祖平统万，纳后及二妹俱为贵人，后立为皇后”《魏书.列传第一》，赫连定的妹妹做了拓跋焘的皇后，而赫连昌本人则做了拓跋焘的妹夫并封为秦王（实际上，目前还仅仅是会稽公，赫连昌封为秦王应该是在公元430年的事情了）这里面的关系虽然乱了点，但是却是招揽胡夏人心的妙笔。至少，在人心本来就不是很向着赫连定的胡夏军民看来，东向投奔赫连昌也不失为一个选择。比如赫连昌的弟弟赫连俊就是这么认为的，“二年春正月，赫连定弟酒泉公俊自平凉来奔。”《魏书.帝纪第四》。这也就让赫连定大为头疼。

 

胡夏陷入了困局，拓跋焘自然乐得所见。但是他也清楚的意识到了目前的局势。实际上，现在魏国和胡夏，如果从胜算上来看，应该是四六开。魏国四战之地，且正在由游牧转型为农耕，这都是不利的因素。而胡夏，虽然失去了京师统万，但得到了长安，使魏军对统万的支援大幅下降，再加上胡夏军主力犹在，短期内战力不损，且胡夏军犹有建立在掠夺性质的以战养战这一重要战术，这都是对于胡夏而言相当有利的条件。

 

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先不和胡夏发生正面冲突，然后不断的以外部的压力来刺激胡夏内部的固有矛盾，或者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毕竟，治国之道不同于其他，是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的。

 

于是，拓跋焘的第一个开刀的对象便是柔然，这也就很好理解了。虽然可能是废话，但是不妨再来分析下个中的关键。其一，柔然和胡夏具有一定的同盟关系，而且，柔然的存在对于同样胡夏而言，远比目前也是同盟者的刘宋要重要的多。站在刘宋的立场而言，京观之血未干，长安之恨难平。这也就注定了刘宋之于胡夏，在有共同的敌人的前提下短期内的合作尚有可能，但如果要说到长期战略同盟的话，两方的当权者乃至平民百姓们，恐怕都会付之一笑。而这样的顾虑在柔然则是完全不存在的，柔然和胡夏没有共同的利益关系，也没有爆发过大的冲突，虽然现在两方的同盟还仅仅是浮与纸面，但发展为巩固的兄弟之国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在胡夏和柔然尚没有成为铁板一块的时候将之击破，这一点，是为关键。其二，柔然数度攻入魏土，这对目前正处于转型期的魏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虽然目前有长城等防御体系，但治标不治本，如不能彻底的解决北疆问题，轻则国力大伤，重则以鲜卑拓跋为首的鲜卑氏族集团将失去对北方草原的掌控，陷入前后不能的窘境。这也是当局者所不能不考虑的问题。这一点，拓跋焘的谋臣崔浩看的最是明白，“蠕蠕往数入国，民吏震惊。今夏不乘虚掩进，破灭其国，至秋复来，不得安卧。自太宗之世，迄于今日，无岁不警，岂不汲汲乎哉！”其三，如破柔然，则可充分利用北疆的人力物力，进而保证对整个北方的征战基础，同时，仿高车例，也可以借助归附之后的柔然的力量保持对其他有二心的草原民族的威慑。这一点，崔浩曾经引高车例，反驳那些个反对出兵柔然的朝臣们，“夫蠕蠕者，旧是国家北边叛隶，今诛其元恶，收其善民，令复旧役，非无用也。漠北高凉，不生蚊蚋，水草美善，夏则北迁。田牧其地，非不可耕而食也。蠕蠕子弟来降，贵者尚公主，贱者将军、大夫，居满朝列，又高车号为名骑，非不可臣而畜也。”《魏书.列传第二十三》。其四，柔然的战术和胡夏的战术颇多类似的地方，但柔然军的战力明显不能和胡夏同日而语。因此，先从弱的一方开刀，积攒魏军的作战经验，从而保证对于胡夏的战术上的优势，这一点，虽然史料未有明言，但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则自当如此。

 

虽然讨伐柔然好处多多，但毕竟魏国地处四战，虽然现在胡夏内乱不已，但南方的刘宋却依旧虎视眈眈。“会江南使还，称刘义隆欲犯河南，谓行人曰：‘汝疾还告魏主，归我河南地，即当罢兵，不然尽我将士之力。’”《魏书.列传第九十一》，用兵不能同时用于两处，这是兵家常理。更不要讨伐柔然所需要面临的关于战术上的技术问题了。

 

是此，魏国的大臣们争议不已，其中尤以一名名叫尤浩的大臣的意见最具备代表性，他的发言总结如下，“今吴贼南寇而舍之北伐。行师千里，其谁不知？若蠕蠕远遁，前无所获，后有南贼之患，危之道也。”，话虽不多，但也句句有情由理。所幸天佑拓跋焘，有谋臣崔浩如此，“不然。今年不摧蠕蠕，则无以御南贼。自国家并西国以来，南人恐惧，扬声动众以卫淮北。彼北我南，彼劳我息，其势然矣。比破蠕蠕，往还之间，故不见其至也。何以言之？刘裕得关中，留其爱子，精兵数万，良将劲卒，犹不能固守，举军尽没。号哭之声，至今未已。如何正当国家休明之世，士马强盛之时，而欲以驹犊齿虎口也？设令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自量不能守，是以必不来。若或有众，备边之军耳。夫见瓶水之冻，知天下之寒;尝肉一脔，识镬中之味。物有其类， 可推而得也。且蠕蠕恃其绝远，谓国家力不能至，自宽来久，故夏则散众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温，南来寇抄。今出其虑表，攻其不备。大军卒至，必惊骇星分，望尘奔走。牡马护群，牝马恋驹，驱驰难制，不得水草，未过数日则聚而困敝，可一举而灭。暂劳永逸，长久之利，时不可失也。唯患上无此意，今圣虑已决，发旷世之谋，如何止之？陋矣哉，公卿也！”《魏书.列传第二十三》，善哉崔浩，明哉崔浩。南北朝之初，虽然群星璀璨，名将辈出，但在战略上能达到这样高度的，无出其右。

 

崔浩分析如此，拓跋焘自然大为开心，面对刘宋的威胁，他一锤定音，“龟鳖小竖，自救不暇，何能为也。就使能来，若不先灭蠕蠕，便更坐待寇至，腹背受敌，非上策也。吾行决矣。”《魏书.列传第九十一》。只是可怜刘义隆，好歹也是一国之君，称孤道寡之辈沦为龟鳖小竖之流。实非人本如此，看其对手罢了。

 

公元429年，魏国四月，魏军开始对柔然用兵，“庚寅，车驾北伐，以太尉、北平王长孙嵩，卫尉、广陵公楼伏连留守京师，从东道与长孙翰等期会于贼庭。五月丁未，次于沙漠。舍辎重，轻骑兼马，至栗水。（翁金河）”《魏书.帝纪第四》，“于是车驾出东道向黑山（今内蒙古巴林右旗北罕山），平阳王长孙翰从西道向大娥山，同会贼庭（今蒙古国哈尔和林西北）”《魏书.列传第九十一》，而事态果然如崔浩所言，正在牛马生养期的柔然几无还击之力，魏军势如破竹，“及军入其境，蠕蠕先不设备，民畜布野，惊怖四奔，莫相收摄。”《魏书.列传第二十三》。

 

五月，魏军长孙翰部击杀柔然可汗大檀之弟匹黎，魏军士气为之大震。“（长孙翰）从袭蠕蠕，车驾度漠，大檀奔走。其弟匹黎率众赴之，遇翰交战，匹黎众溃走，斩其渠帅数百人。”《魏书.列传第十四》，“五月，次于沙漠南，舍辎重轻袭之，至栗水，大檀众西奔。弟匹黎先典东落，将赴大檀，遇（长孙）翰军，翰纵骑击之，杀其大人数百。大檀闻之震怖，将其族党，焚烧庐舍，绝迹西走，莫知所至。于是国落四散，窜伏山谷，畜产布野，无人收视。世祖缘栗水西行，过汉将窦宪故垒（似为今蒙古杭爱山）。六月，车驾次于免园水（今图音河），去平城三千七百里。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今甘肃省弱水），北渡燕然山（今杭爱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魏书.列传第九十一》

 

魏军张狂如此，作为盟军的高车也没有闲着，“高车诸部杀大檀种类，前后归降三十余万，俘获首虏及戎马百余万匹。”，而这还不够，虽然高车有部分部落归顺魏国，但对于尚为柔然盟友的东部高车，拓跋焘则是毫不客气，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八月，世祖闻东部高车屯已尼陂，人畜甚众，去官军千余里。遂遣左仆射安原等往讨之。暨已尼陂，高车诸部望军降者数十万。”《魏书.列传第九十一》。

 

诸军前进，被认为是“壮健有筋力，勇于战斗，忍虐好杀，夷、宋畏之。攻城临敌，皆亲贯甲胄。”《宋书.列传第五十五》的拓跋焘本人自然不甘落后，“世祖沿弱水西行，至涿邪山（约今阿尔泰山脉东南部），诸大将果疑深入有伏兵，劝世祖停止不追。天师以浩曩日之言，固劝世祖穷讨，不听。后有降人，言蠕蠕大檀先被疾，不知所为，乃焚烧穹庐，科车自载，将数百人入山南走。民畜窘聚，方六十里中，无人领统。相去百八十里，追军不至，乃徐徐西遁，唯此得免。后闻凉州贾胡言，若复前行二日，则尽灭之矣。世祖深恨之。”《魏书.列传第二十三》。

 

虽然这次的对柔然的作战并没能彻底的消灭柔然的王庭势力，以致与拓跋焘“深恨之”，但此时的柔然作为可汗的大檀也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逗留了，此战之后，“大檀部落衰弱，因发疾而死，子吴提立，号敕连可汗，魏言神圣也”。《魏书.列传第九十一》，吴提可汗对魏国交好，魏国北疆的安全隐患为之一清。

 

 

在攻克了胡夏的首都统万之后，胡夏的历史并没有就这么的结束。现在的时间是公元427年，距离历史书上所认定的胡夏的覆亡时间431年还有4年的时间。事实上，胡夏从根本上来说也不过是被打了一个闷棍而已，随时都有反咬一口的机会。

 

这一点，拓跋焘在开始倒是看的很明确。他并没有对已经逃窜到天水的赫连昌进行全面的追击，“斤上疏曰：‘赫连昌亡保上邽，鸠合余烬，未有盘据之资。今因其危，灭之为易。请益铠马，平昌而还。’世祖曰：‘昌亡国叛夫，击之劳伤将士，且可息兵，取之不晚。’斤抗表固执，乃许之。给斤万人，遣将军刘拔送马三千匹与斤。”《魏书.列传第十七》，而是在长安一线继续保持对胡夏以赫连定为统帅的主力部队进行战略防守的同时，开展了一系列的稳定北魏国内政局以及国外蠢蠢欲动者的举措。这些举措，收到了很大的成效。“蠕蠕寇云中，闻破赫连昌，惧而还走。八月壬子，车驾至自西伐，饮至策勋，告于宗庙，班军实以赐留台百僚，各有差。九月丁酉，安定民举城归降。”《魏书.帝纪第四》。

 

但是这样的情况确没能持续太久。毕竟，在攻克了在当时算是坚城的统万城之后，整个魏军中开始浮动着一种骄傲和轻敌的情绪。而这种情绪，则在公元428年，也就是魏神鹿（这个字很难打）元年，随着胡夏国主赫连昌的就擒达到了顶点，并掩盖了在魏军中其实早已存在着的诸多问题。

 

在拓跋焘的本纪中，对于赫连昌的被北魏所俘虏是这样描述的。“二月，改元。赫连昌退屯平凉。司空奚斤进军安定。将军丘堆为昌所败，监军侍御史安颉出战，擒昌。”《魏书.帝纪第四》，但事情却远远不只这样的简单，“（奚）斤进讨安定，昌退保平凉。斤屯军安定，以粮竭马死，遂深垒自固”《魏书.列传第十七》，“（尉眷）又从征赫连昌，眷出南道，击昌于上邽。士众乏粮，临淮公丘堆等督租于郡县，为昌所败。昌乘胜抄掠，诸将患之。眷与侍御史安颉阴谋设伏，邀击擒昌。”《魏书.列传第十四》，而若欲从详尽，不妨看看在这一大胜利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安颉的传记中的描述。

 

“（奚斤）遣太仆丘堆等督租于民间，为昌所败。昌遂骄矜，日来侵掠，刍牧者不得出，士卒患之。颉进计曰：‘本奉诏诛贼，今乃退守穷城，若不为贼杀，当以法诛。进退安有生路？而王公诸将，晏然无谋，将何以报恩塞责？’斤曰：‘今若出战，则马力不足，以步击骑，终无捷理。当须京师救骑至，然后步陈击于内，骑兵袭其外。所谓万全之计也。’颉曰：‘今猛寇游逸于外，而吾等兵疲力屈，士有饥色，不一决战，则死在旦夕，何救兵之可待也！等死，当战死，宁可坐受困乎？’斤犹以马为辞。颉曰：‘今兵虽无马，但将帅所乘，足得二百骑。颉请募壮勇出击之，就不能破，可以折其锐。且昌狷而无谋，每好挑战，众皆识之。若伏兵奄击，昌可擒也。’斤犹难之。颉乃阴与尉眷等谋，选骑待焉。昌来攻垒，颉出应之。昌于陈前自接战，军士识昌，争往赴之，会天大风扬尘，昼昏，众乱，昌退。颉等追击，昌马蹶而坠，颉擒昌，送于京师。世祖大悦，拜颉建节将军。”《魏书.列传第十八》。

 

从上述字段，我们不难看到在魏军中所存在的问题有哪些了。首先，魏军在补给上就存在很大的隐患。拓跋焘西征统万城固然取得了辉煌战果，但那是建立在统万之战必须是速战的前提上的，而一旦进入到了持久战，离开黄河和汉水的依托，魏军依旧很难达成对前线部队的粮草供给。而粮草难以跟上，一方面意味着魏军将不得不对新占领地进行掠夺，从而动摇原本就极其脆弱的民心，而另外一方面，也意味着魏军将无法展开远离城郭的大规模的作战。从这一点上来看，奚斤对于战局的判断，可谓无大错。其次则是魏军中存在的将帅矛盾，虽然就这次战役的结果而言，随着赫连昌的就擒可以被认为是大胜，但必须看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结果却存在着相当多的偶然性，尽管在战争的参与人的传记中，我们看到魏军是做出了“设伏”这样的一个部署的，但是，这一点却在赫连昌的就擒这一个结果中没有起到了任何的作用。如果不是遭遇大风，并有赫连昌的落马，“就不能破，可以折其锐”，即使是这一点也是很难达到的。胡夏军的基本战术是建立在运动和游击的基础上的，这样的胡夏军，有何尝有过害怕撤退的传统呢？对敌军的基本战术不明且抗命出击，如果不是有了赫连昌的就擒这样一个意外的战果，安颉的性命，估计也难说的很。

 

而魏军所面临的这些问题，虽然在当时随着赫连昌的被擒的灿灿光环下化为了淡淡的影子，但问题总归是问题，就在赫连昌被送到北魏京师的不久之后，刚刚还看到了天堂的魏军则一下子跌回到了地面。而这个让魏军失却颜面的人，则正是胡夏军曾经在东面的统帅，现在的胡夏王，赫连昌的弟弟赫连定。

 

赫连定，“昌弟定，小字直獖。屈孑之第五子，凶暴无赖。昌败，定奔于平凉，自称尊号改年胜光。定登阴槃山，望其本国，泣曰：“先帝以朕承大业者，岂有今日之事乎！使天假朕年，当与诸卿建季兴之业。’俄而有群狐百数鸣于其侧，定命射之，无所获。定恶之，曰：‘此亦大不臧，咄咄天道，复何言哉！’与刘义隆连和，遥分河北，自恆山以东属义隆，恆山以西属定。”《魏书.列传第八十三》，阴槃山射狐之事，或为虚妄，但终赫连定一朝，未与南方的刘宋发生战事，两方达成协议却似确有其事。

 

赫连定既然平定了和南方的隐患，自当开始寻求和北魏进行雪耻之战的机会。其实这样的机会他也不需要等的太久，在对赫连昌一役前力主拓跋焘出战但在战争中碌碌无为的魏军东面的统帅奚斤很快的就把一个这样的机会送到了他的面前。而这一次的战争的源头，却仅仅是奚斤的负气和不忿而已。

 

赫连昌被擒送京，拓跋焘体现出了一个王者的气度，这一点，哪怕是作为对手的刘宋也是感慨有加。“焘常使昌侍左右，常共单马逐鹿，深入山涧。昌素有勇名，诸将咸谓昌不可亲，寿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惧。’亲遇如初。”《宋书.列传第五十五》，但作为在这一次战役中毫无建树的奚斤，却没能表现出一个上司的胸襟。

 

“斤耻功不在已，轻追昌弟于平凉”《魏书.列传第十八》，奚斤的冒进，给魏军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昌弟赫连定在陇上，吐伐斤乘胜以骑三万讨定；定设伏于陇山弹筝谷破之，斩吐伐斤，尽坑其众。”《宋书.列传第五十五》，这是《宋书》的记载了，而《魏书》中奚斤本人的传记则记载的更为详尽。“昌众复立昌弟定为主，守平凉。斤自以元帅，而擒昌之功，更不在己，深耻之。乃舍辎重，轻赍三日粮，追定于平凉。娥清欲寻水而往，斤不从，自北道邀其走路。定众将出，会一小将有罪亡入贼，具告其实。定知斤军无粮乏水，乃邀斤前后。斤众大溃，斤及娥清、刘拔为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这一战，几乎把魏军的问题全部的暴露了出来，其一，在无水路的粮草补给的情况下，魏军无法在完整武装的情况下进行长时间的作战。其二，由于粮草问题所带来的副作用，使得原胡夏国的军民对于魏军充满了敌视，使得魏军在胡夏土地上几乎不能得到完整的地理情报信息，其三，有安颉的抗命立功，使得魏军此次的主帅奚斤急于证明自己，并在这样的心情前提下一再拒绝来自下属的正确的意见，将帅矛盾几被放到最大。在这样的情况下，随着幸运女神的远去，在胡夏军的滔天战意面前，这一路魏军的命运已然被注定。不管是《魏书》的“士卒死者六七千人”，还是《宋书》的“尽坑其众”---虽然从赫连定的性格以及魏军在其后的动静来看，在士卒伤亡上，《宋书》可能更加的准确些---，魏军在西线的不防彻底崩溃，长安一带几成空虚。

 

这样的大好局面，赫连定自然不会放过。“定率众东还，后克长安，焘又自攻不克，乃分军戍大城而还。”《宋书.列传第五十五》，长安复入胡夏之手，这个是《宋书》的说法，并为《资治通鉴》所纳（“丘堆守辎重在安定，闻斤败，弃辎重奔长安，与高凉王礼偕奔薄阪，夏人复取长安。魏主大怒，命安颉斩丘堆，代将其众，镇薄阪以拒之。”《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一》），虽然在《魏书》中的拓跋焘中隐晦非常，但推考《魏书》通章，长安的沦陷应该是却有其事。“斤追击赫连定，留堆守辎重。斤为定所擒，堆闻而弃甲走长安，复将高凉王礼弃守东走蒲坂”《魏书.列传第十八》。

 

长安沦陷，刚刚到手的统万已成孤城。数战之功毁与一旦，拓跋焘自然郁闷无比。“帝闻大怒，诏安颉斩堆。”《魏书.帝纪第四》。但此时也不是太计较的时候，奚斤的西征军全军覆灭已经让魏军元气有伤，虽然未及根本，但调兵遣将也毕竟需要时间。在这样的前提下，拓跋焘在无奈之下答应了赫连定的求和，“（神鹿四年，公元428年）夏四月，赫连定遣使朝贡，帝诏谕之。”，北魏和胡夏，这一对死地则随着这一次的求和进入到了一个微妙而短暂的相持阶段。

 

 

 

 

在今天的历史来看，拓跋焘的北魏的的地位无疑远远的高于赫连勃勃所建立的胡夏。但是，历史终归是由胜利者所写成的，后世的被传诵者亦彼时的当局者们是如何的运筹帷幄乃至于呕心沥血在后世的传诵者看来，却不尽堪言，大部分都可以归纳为“天命”，“历史发展的必然”，“先进生产力”之流，这正是在我们的书本上所记载的文字。自然，后世的史学家如何的描述，那是他们的言论自由，但是，假使时间真的可以倒流，历史真的可以穿越，并假若这些点缀或者轻浮的字句为当事人所知晓的话，这些在所谓的历史上浓墨重彩的“英雄们”，彼时的他们又将是何样的心情呢？抚卷常思，我时常如此。

 

这个话题毕竟扯的太远了，还是让我们回到《北朝志》来。在拓跋焘正式开始对胡夏的征讨的当口，至少与我而言，尚且看不到胡夏覆灭的可能，北魏对胡夏，虽然胡夏在之前的天灾面前国力有伤，但毕竟赫连勃勃一生征战所建立起来的大军尚无伤筋动骨，败在北魏之下，仅仅不过皮肉之伤罢了，但一旦在本土面临生死存亡关头了，收起了小觑之心的胡夏军队所爆发出来的野战上的战力还是让人不能置之不顾的。

 

这一点，拓跋焘倒是看的相当的明白，尽管在前次的对胡夏的用兵中受到了相当的鼓舞，但是拓跋焘却没有掉以轻心。公元427年，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在泰常八年所开始进行的针对柔然所建立的长城防御体系有成的当口，在消除了来自北方的干扰之后，拓跋焘，“夏四月丁未，诏员外散骑常侍步堆、谒者仆射胡觐等使于刘义隆。”《魏书.帝纪第四》，开始对南方进行外交上的努力，力求在征讨胡夏的同时确保南北两个方向的无事。而让拓跋焘感到意外和幸运的是，这个时候的刘宋确实也无暇他顾，一是就在前一年，也就是刘宋元嘉三年，刘宋的文帝刘义隆方才抽调了本来用于北方的精兵平定西部的谢晦之乱，此时兵力疲敝，需要休整。二是此时的刘宋帝都，可能是当年旱灾（见前文）的影响，爆发了瘟疫，内乱不已的刘宋，至少短时间内有心无力，只能确保对北魏的战略威慑。

 

确保了南北的短期安定之后，公元427年也就是北魏始光四年4月，乘着胡夏军的主力在长安城下与魏军城相持阶段的机会，拓跋焘开始对胡夏发动了一次奇袭。“后昌遣弟定与司空奚斤相持于长安”《魏书.传第八十三》，“是月，治兵讲武，分诸军，司徒长孙翰、廷尉长孙道生、宗正娥清三万骑为前驱，常山王素、太仆丘堆、将军元太毗步兵三万为后继，南阳王伏真、执金吾桓贷、将军姚黄眉步兵三万部攻城器械，将军贺多罗精骑三千为前候。”《魏书.帝纪第四》，但是，和前次的小敲小打不同，这次拓跋焘的战略目的相当的明确，就是要彻底的铲平胡夏这一只在西方的恶狼。

 

事情的进展在开始看来相当的顺利，为了掩人耳目，得到了关中重地的魏军不出意料的选择了从关中择路，沿黄河-汉中，虽路有曲折，但一可以增援长安为名调动大军，二水路畅通，足可保补给无忧。“五月，车驾西讨赫连昌。辛巳，济君子津（今托克托县垮台东南六十公里与清河水县交界处之喇嘛湾）。三城胡酋鹊子相率内附。帝次拔邻山，筑城，舍辎重，以轻骑三万先行。戊戌，至于黑水--，帝亲祈天告祖宗之灵而誓众焉。”《魏书.帝纪第四》。

 

附带说下，这里有“帝亲祈天告祖宗之灵而誓众焉”之句，考鲜卑的历史渊源， 这里当为拓跋焘为了稳定当地的秃发鲜卑进而瓦解北凉的统治基础（北凉虽为匈奴后裔所建立，但自秃发鲜卑所建立的国家南凉覆亡，秃发鲜卑有很大一部分投靠了北凉，如南凉末代国主秃发傉檀的弟弟南凉湟河太守文支、秃发傉檀兄子樊尼等，并在北凉政坛上具有相当的能量），分化北凉-胡夏的同盟的明智之举。按秃发鲜卑与拓跋鲜卑同祖，是于三世纪中叶从拓跋一族中分离，自塞北迁至河西，故此又名河西鲜卑。秃发鲜卑西迁的路线为，由河套地区沿着黄河西岸，傍贺兰山脉东麓南下，先到达今陕西中南部以及甘肃东南部，然后逐渐西移，最后聚居于河西走廊东部以及青海湖一带，正好位于魏军的西征之要冲。择明路而安人心，从到目前为止西征的一系列举动来看，拓跋焘虽然年少，但气度见识却是相当的不凡。

 

魏军乘着夏军主力在东而击其薄弱，虽然在兵法上是相当的不凡，但动静如此之大，胡夏方面不可能没有相应的情报以及部署。但是，这场战争的胜负手却也在此出现了，“昌将狄子玉来降，说：‘昌使人追其弟定，定曰：‘城既坚峻，未可攻拔，待擒斤等，然后徐往，内外击之，何有不济。’昌以为然。’”《魏书.列传第八十三》。狄子玉抖出了胡夏的战略部署之后，魏军中认为应该循序渐进，调集攻城器械继而攻城的意见一时大有市场。“群臣咸谏曰：‘统万城坚，非十日可拔，今轻军讨之，进不可克，退无所资，不若步军攻具，一时俱往。’”《魏书.列传第八十三》。

 

但这个看法却遭到了拓跋焘本人的反驳，“夫用兵之术，攻城最下，不得已而用之。如其攻具一时俱往，贼必惧而坚守，若攻不时拔，则食尽兵疲，外无所掠，非上策也。朕以轻骑至其城下，彼先闻有步军而徒见骑至，必当心闲，朕且羸师以诱之，若得一战，擒之必矣。所以然者，军士去家二千里，复有黄河之难，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也。以是决战则有余，攻城则不足。”《魏书.列传第八十三》。

 

在做了如上的分析之后，拓跋焘孤注一掷，亲领三万大军魏军悄声西进。并于同年六月逼近胡夏的都城统万，虽然这里也有胡夏的主力都在和魏军奚斤部在关中纠葛中无法抽身，国内防卫空虚，同时赫连昌打算依统万之险，和赫连定来一个中心开花的原因，但是考沿途之艰险漫长，亦不得不让人叹服魏军进行速度之快。

三万魏军精锐在统万附近做了相当的部署后，拓跋焘率领一队凛统万城下，开始诱敌。“次于黑水,分军伏于深谷，而以少众至其城下。”《魏书.列传第八十三》。但赫连昌却在开始依旧固守，丝毫不为所动。

 

无奈之下，眼看军粮即将告罄（上文在引用魏国群臣的反对意见时，有“十天”之句，由当下的发展来看，十天或者不是确指，但是拓跋焘为了达到诱敌决战的效果，轻装上阵，所带兵粮不多却是大有可能），拓跋焘只得“遣永昌王健及娥清等分骑五千，西掠居民。”，正是无可奈何之际，一个小小的事故改变了整个的历史的进程。“会军士负罪，亡入昌城，言官军粮尽，士卒食菜，辎重在后，步兵未至，击之为便。”《魏书.列传第八十三》。赫连昌在得到了这个消息之后大为兴奋，激动之下，他把赫连定为他定下的对策扔到了脑后，率领统万城中的精锐出城，打算活捉拓跋焘。

 

见夏军出阵，魏军中打起退堂鼓的也不是没有人。“司徒长孙翰等言：‘昌步陈难陷，宜避其锋，且纵步兵，一时奋击。；”，还是老调子，等主力到了之后再决战云云。这自然遭到了拓跋焘的反驳，“世祖曰：‘不然。远来求贼，恐其不出，今避而不击，彼奋我弱，非计也。’”《魏书.列传第八十三》。但是，毕竟这个时候的魏军，尽管人数上大致和夏军相当，但从战力上而言，原来疲敝的轻装魏军如要面对如虎如狼的夏军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于是，拓跋焘再次示弱，“遂收军伪北，引而疲之”。

 

赫连昌果然中计，看着魏军撤退，急令夏军分两路追击。“以为退，鼓噪而前，舒陈为翼。行五六里，世祖冲之，贼陈不动，稍复前行。”，这样打打停停，终于把夏军引诱到了魏军部署好的谷地。就在这个时候，风雨大作，飞沙蔽天，魏军一时难以张目。拓跋焘乃急纳崔浩的计策，分魏军为左右两队，乘着风大夏军也难以辨识的良机，夹击夏军的两翼。“昌鼓噪而前，舒阵为两翼。会有风雨从东南来，扬沙昏冥。宦者赵倪进曰：‘今风雨从贼后来，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又将士饥渴，愿陛下摄骑避之，更待后日。’浩叱之曰：‘是何言欤！千里制胜，一日之中岂得变易？贼前行不止，后已离绝，宜分军隐出，奄击不意。风道在人，岂有常也！’世祖曰：‘善’。”《魏书.列传第二十三》。

 

夏军被魏军自后而上，虽然大乱，但毕竟是一国之精锐，仓促之间接战，倒也令拓跋焘大为头疼。“世祖乃分骑为左右以掎之。世祖坠马，贼已逼接，世祖腾马，刺杀其尚书斛黎，又杀骑贼十人，流矢中掌，奋击不辍。”《魏书.列传第八十三》。拓跋焘带伤作战，魏军气势如虹。赫连昌到此再也无法坚持，夏军溃败。但在魏军的追击下，他连统万城也不得而入，只好远走天水。“昌军大溃，不及入城，奔于上邽，遂克其城。”《魏书.列传第八十三》。“诸军乘胜追至城北，死者万余人，临阵杀昌弟河南公满及其兄子蒙逊。会日暮，昌尚书仆射问至拔城，夜将昌母出走。乙巳，车驾入城，虏昌君弟及其诸母、姊妹、妻妾、宫人万数，府库珍宝车旗器物不可胜计，擒昌尚书王买、薛超等及司马德宗将毛分之、秦雍人士数千人，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数千万。”《魏书.帝纪第四》。

 

据说，在得到了赫连勃勃费尽心力所建立的胡夏首都统万城之后，拓跋焘惊讶与统万城的雄伟壮观之余，稍微做了一个小结“初，屈孑性奢，好治宫室。城高十仞，其厚三十步，上广十步，宫墙五仞，其坚可以砺刀斧。台榭高大，飞阁相连，皆雕镂图画，被以绮绣，饰以丹青，穷极文采。世祖顾谓左右曰：‘蕞尔小国，而用民如此，虽欲不亡，其中得乎？’”《魏书.列传第八十三》。这话说的堂堂皇皇，极具儒家特色，却足以为后世所谨记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