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了不少拓跋焘在文治方面的事情，估计大家也厌烦了，下面回到另外一方面，也就是征战方面。这一点估计是每个读者尤其是男性读者所乐见的。即便是故清康熙朝鹿鼎公韦氏讳小宝者，文采斐斐之下，不也有“左手轻摇羽扇，宛若诸葛之亮，右手倒拖大刀，俨然关云之长”之举吗？

这次的时间是在始光三年，也就是公元426年的正月，西秦国主乞伏炽磐遣“尚书郎莫胡、积射将军乞伏又寅等贡黄金二百斤”《魏书.列传第八十七》，请求和魏国结盟，攻伐胡夏的赫连昌。但这笔文字却仅仅只是拓跋焘征讨胡夏这一个大事件的一个小小的节点而已。写文章素有起承转合的说法，看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整个事件发展到此不过是一个转折而已，真正的原点至少需要上溯到赫连勃勃时代，这个话题远了去，大家也可以参见《北朝志》第三章中的相关内容。这里需要补注的在于“承”，也就是始光元年的公元424年，也就是拓跋焘刚刚即位改号的时候魏国西北方向的一些注脚。

公元424年，魏国的世仇的胡夏国起了内乱。而这个事件也没有比历史上更多的内乱多出更多的素材，其因在于胡夏国主赫连勃勃因为继承人的问题和他的长子赫连璝产生了纠葛。在得知自己将失去未来的王位之后，赫连璝铤而走险，引兵相对与父，却为其弟赫连昌所杀。“（赫连勃勃）议废其长子璝，璝，自长安起兵攻屈孑（即赫连勃勃，为拓跋嗣改恶名），屈孑中子太原公昌破璝。”《魏书.列传第八十三》。这个事件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里面描述的更加详尽，“夏主将废太子璝而立少子酒泉公伦。璝闻之，将兵七万北伐伦。伦将骑三万拒之，战于高平，伦败死。伦兄太原公昌将骑一万袭璝，杀之，并其众八万五千，归于统万。”，司马迁的这段文字疑似孤例，赫连伦之死为《晋书》，《魏书》所无，从录如上。

赫连璝既死，且身为赫连勃勃所看重的继承人赫连伦也在这次事件中死于非命，胡夏的王位继承人也就顺理成章的落到了平定这次大乱的有力者赫连昌的身上。但是，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赫连昌此次的上位却无法尽服人心，他的兄弟们中，觉得此事蹊跷的大有人在。如赫连伦在此前碌碌无为，何德何能登太子位，整个事件莫不是赫连昌一手遮天？这也即将成为胡夏国覆亡的原因之一。

经此事变，虽然此时胡夏国的国主还是一代枭雄赫连勃勃，但胡夏国国力大伤却是一个事实。尽管赫连勃勃雄才大略，“夏主好自矜大，名其四门：东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凉，北曰平朔。”《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八》，《晋书.载记第三十》，却也无暇他顾。这倒不时的让我感慨拓跋焘乃至拓跋鲜卑的好运气，如果胡夏不发生这样的事情，整个的历史或者会来一个颠倒也未尝可知。历史都是胜利者写成的，这个时候我们嘲笑赫连勃勃的命名四门，可想若赫连勃勃真能在公元424年的时候引兵东向，整个的中国又会是怎样的情况呢。须知此时胡夏狼据关中，几如战国之时的强秦，加之胡夏之众更是累战之师，如真能西出长安（我在网上想找一下胡夏的地图以供参考，结果发现只有刘裕北伐之前的地图，后秦堂堂在焉，很不方便大家理解这个时候胡夏在军事地理上的优势，甚憾）而逐鹿天下，那段历史上能够笑到最后的恐怕也不会是姓杨的了。

在此次事变后一年，也就是公元425年，被认为是“凶暴好杀，无顺守之规”的赫连勃勃终于心力交瘁，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意外，赫连昌旋即即胡夏国位。

“赫连勃勃葬地，史载不详，只有世传，仅供参考。清嘉庆《延安府志》载：‘赫连勃勃疑冢，在延川县东南六十里白浮图寺前。有七冢，相传为夏王疑冢云’。《延川县志》载：‘白浮图寺，在县城南六十里，寺前有七冢，前人以为夏王疑冢’。《延绥榄胜》也载：‘白浮图寺，在（延川）城南七十里处，相传赫连勃勃葬地 ’。现仅存二冢，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稍道河乡古里村东1.5公里处。墓地北临交口河水，东西南三面环山塬，占地面积3万平方米。二冢间距18米，冢呈椭园形，高10米，长径17米，短径9.6米，周长60米。冢北200米处为白浮图寺遗址，近年村民建起一座简易庙宇，内塑赫连勃勃像。1991年9月延川县人民政府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妥善保护。”摘自百度百科“嘉平陵”一条。

赫连昌的即位引起了赫连勃勃的其他儿子的不满。于是“诸子相攻，关中大乱”《魏书.列传第八十三》。这就让一直被赫连勃勃压的喘不过气来的西秦看到了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文所说的公元426年，西秦国主乞伏炽磐谋求和拓跋魏国结盟的事情终于浮上了水面。

其年秋天，拓跋焘“秋七月，筑马射台于长川，帝亲登台观走马，王公诸国君长驰射，中者赐金锦缯絮各有差。”《魏书.帝纪第四》，我以为这是拓跋焘的有心之作，其意在于检验这一年休养生息对于魏国将帅的影响。而同年八月，“车驾还宫。刘义隆遣使朝贡”，亦可认为是拓跋焘开始有步骤的对南方采取一定的安抚措施以保证在西征的同时，南疆无事。在完成了以上的操作之后，公元426年，也就是魏始光三年的九月，“遣司空奚斤率义兵将军封礼、雍州刺史延普袭蒲坂，宋兵将军周几率洛州刺史于栗磾袭陕城。”《魏书.帝纪第四》，至此，北魏的统一北方之战就这样看似平淡的拉开了序幕。

“冬十月丁巳，车驾西伐，幸云中，临君子津。会天暴寒，数日冰结。”《魏书.帝纪第四》，这已经不是拓跋焘的第一次出征了，事实上，无论是过去的记载，还是将来的记录，我们都会看到，身为一国之主的拓跋焘冲在了战场的最前线。《宋书.列传第五十五》中把这个原因归结为拓跋焘的童年遭遇上，“母杜氏，冀州人，入其宫内，生焘。焘年十五六，不为嗣所知，遇之如仆隶。嗣初立慕容氏女为后，又娶姚兴女，并无子，故焘得立。壮健有筋力，勇于战斗，忍虐好杀，夷、宋畏之。攻城临敌，皆亲贯甲胄。”，这不完全恰当，事实上，《宋书》臆断的地方还真不少，比如拓跋嗣还是别有子嗣的，如上文所说的拓跋丕。但魏国的前期统治者们，却多是“亲贯甲胄”，这倒是一个很特别的现象。

我以为这点还是处在魏国的财政制度上。在北魏前期，财政收入由军事掠夺，户调杂税和畜牧狩猎这三部分组成。虽然历经了拓跋珪，拓跋嗣两代帝王的励精图治，但是对与中央政府的行政调拨而言，却依然没有太大的变换。这就使得即便是身为统治阶层的定点的拓跋一族，也不得不依靠军事方面的掠夺来获取一定的财富---自建国以来，畜牧狩猎方面的收益可以认为是下降了，而户调杂税也因为时局的动荡而不能称为稳定，为了维持王室的开支乃至魏国这一个庞大的机器的运转，拓跋族往往需要发动战争来达成财政上的平衡。从这点上来看，魏国在发动战争的时候往往选择在了被认为是不宜用兵的严冬之季也很好理解了，理由无他，在没有俸禄的基础上，经过了一年的消耗，王室乃至各个统治阶层没有了余财而已。

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获得相对多的财富，魏国的王室特别是皇帝们往往需要身先士卒冲在战场的最前线。不然尽管身为名义上的战利品的完全所有人，但是那些战利品到底有多少能够到达自己的手上，却是一个谁也无法给出答案的问题。

而站在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由于缺乏强而有利的财政支持，这就使得魏国作为一个军事以及行政机构而言在早期缺乏强而有力的吸引力，用《封建社会》的作者马克.布洛赫的说法就是它缺乏提供给他的附庸者们酬劳的能力（这一点并不是没有被魏国的统治者们考虑过，《北朝志》曾经不止一次的提到了魏国在爵位方面的努力就是这些统治者们在那种条件下所想出来的无奈的举措）。这就不得不使魏国的统治者们大力的强化自己的个人魅力以至于保持对军队以及官僚体系的控制。还有什么能比在战争中一马当先更能激起部下们的崇敬呢？这也是一个原因之一吧。

本文不是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的专著，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看战事的发展。天助拓跋焘，不由得我再次如是的感慨。“会天暴寒，数日冰结。十有一月戊寅，帝率轻骑二万袭赫连昌。壬午，至其城下，徙万余家而还。”《魏书.帝纪第四》。“时冬至之日，昌方宴飨，王师奄到，上下惊扰。四驾次于黑水，去城三十余里，昌乃出战。世祖驰往击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闭门，军士乘胜入其西宫，焚其西门。夜宿城北。明日，分军四出，略居民，杀获数万，生口牛马十数万，徙万余家而还。”《魏书.列传第八十三》。

这一战打的极其雄壮。拓跋焘雪夜轻骑，不但打出了大量的战略资源。更主要的是一扫魏国朝中对于自己的怀疑（虽然史无明载，但是我觉得其中似乎还有魏国对于战事特别是胡夏赫连一族心理上的恐惧）。事实上，就在此战之前，魏国的内部对于是否西征还是有很大的反对的声音的，“时议讨赫连昌，群臣皆以为难，唯（崔）浩曰：‘往年以来，荧惑再守羽林，皆成钩巳，其占秦亡。又今年五星并出东方，利以西伐。天应人和，时会并集，不可失也。’世祖乃使奚斤等击蒲坂，而亲率轻骑袭其都城，大获而还。”《魏书.列传第二十三》。而此战之后，拓跋焘的信心建立，至此开始对外连连用兵，魏国，作为一个即将结束北方动荡的强大的军事机器也逐渐的在他的手上成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