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攻克了中山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拓跋珪放缓了对燕国残余势力的追击，而将主要的力量投入到了对新征服的中原领地的平定和北疆的巩固上。而事实证明，他的选择至少在今天看来，显得相当的明智。

通读南北朝前期的历史便不难发现，随着曾经作为中原地区一大强国的后燕的崩溃，中原地区以前后燕王国的中枢地带河北，山西为中心，诸如南燕，北燕，南凉，北凉，西凉，西蜀，一连串的王国随之建立。在这里面，按说明确受到后燕的传承影响的，应该只有慕容德的南燕以及冯跋的北燕而已。以今甘肃，青海为活动范围的三个凉国和后燕之间尚隔了一个后秦王国，难道也可以说是受到了后燕王国失势之后的影响么？我个人以为这个答案是肯定的。

这一点，还要从魏国和后秦王国的关系说起。诚如上文，在魏国建立之初，由于赫连勃勃的关系，魏国和后秦的关系就并不是很好，要不是拓跋珪与西燕的关系浮上水面而导致魏国和后燕全面开战，在魏国获得了黄河以南的据点三城之后，很难说魏国进入中原的第一场战事是否会爆发于后秦之间。

由于这样的关系，在魏军以势如破竹之势横扫了后燕河北，河南之后，与之接壤的后秦也不免有了一种唇亡齿寒的战粟。再加上后秦又在不断的和东晋的拉锯战中消耗了不少的有生力量，后备军力用无可用，这就促使其统治者姚兴不得不将部署在西方以防御游牧民族的野战军力部署到东部以应对东方防线上不断感受到的魏军刀枪箭戟的刺骨冰寒…同时亦在全国范围内下了一道在今天看来十分类似于军队的警备状态的命令“将帅遭大丧，非在疆埸险要之所，皆听奔赴，及期，乃从王役。临戎遭丧，听假百日。若身为边将，家有大变，交代未至，敢辄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晋书.载记十七》。

后秦的军事力量不断东倾，其直接后果就是导致了西边的兵力空虚。在这样的情况下，姚兴想出来的一个办法就是不断的封赏其他民族的首领，希望仰仗他们的力量来达到西疆暂时的平和。这或者是无法可想下的唯一出路，但在今天看来，这确实是饮鸠止渴杀鸡取卵。在此种局势下，曾经为后秦的附属的南凉，北凉相继独立，更不算上上文所提及的赫连勃勃此时亦在休养生息，五胡十六国时代最大的绞肉机凉州正在渐渐的酝酿成型…

而这个绞肉机的最后一个螺丝的嵌入，则是源于一场爆发于公元402年的大战，其材料，则是在此战中几乎消耗殆尽的后秦四万将士的血肉。

推究到公元401年的年末，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后秦和魏国边境上不断聚集起来的乌云将以这样的形式得以爆发。在自得到了中山起的这四年间，魏国的用兵纵然不少，但除了天兴2年，也就是公元399年的对高车之役外，魏国已甚少和邻国有武力上的接触。更多的，魏国的统治者的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了对国内的治理和平定上。而天兴2年的那场战役，以大将军、常山王拓跋遵带领的东线三支部队自长川，以镇北将军、高凉王乐真为首七支西线部队自牛川，而以拓跋珪亲自率领的中路六军自驳髯水西北的魏国三路大军不但获得了大量的战果，更是一举击破高车近四十部，驱至大漠深处绵延千里，使得北疆吃紧状况一扫而空。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后一年，也就是公元401年，姚兴更是主动派出使者前来示好，两方面一团融融恰恰，完全没有丝毫大战将近的气象。

但是，这场战事却出乎众人意料的到来了。

考这场战事的起因，以《晋书》和《魏书》为照，似有两种版本。一如《晋书.载记十七》所录“魏人袭没奕于，于弃其部众，率数千骑与赫连勃勃奔于秦州。魏军进次瓦亭，长安大震，诸城闭门固守。魏平阳太守贰尘入侵河东。兴于是练兵讲武，大阅于城西，于勇壮异者召入殿中。引见群臣于东堂，大议伐魏。群臣咸谏以为不可，兴不从。司隶姚显进曰：‘陛下天下之镇，不宜亲行，可使诸将分讨，授以庙胜之策。’兴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乱为务，吾焉得而辞之！’”，其肇事似在魏人，而考《魏书.帝记第二》，则又有“正月…帝闻姚兴将寇边，庚寅，大简舆徒，诏并州诸军积谷于平阳之乾壁…二月癸丑，征西大将军、常山王遵等至安定之高平，木易于率数千骑与卫辰、屈丐弃国遁走，追至陇西瓦亭，不及而还…五月，姚兴遣其弟安北将军、义阳公平率众四万来侵。平阳乾壁为平所陷。六月，治兵于东郊，部分众军，诏镇西大将军毗陵王顺、长孙肥等三将六万骑为前锋”，则似乎过错又在秦人更甚。

但无论过在何方，赫连勃勃在其中似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假若以现代情报学的观点来看，赫连勃勃（《魏书》中蔑称为“屈丐”，“屈孑”）极有可能以自己在两国边境上的有利地位散发着传言以挑拨两国开战。但仅仅是传言尚不足对时局影响如此，开战的更主要的原因，推究根本，还在两国的战略格局上。

自魏方来看，后秦方面在东线集结了相当的兵力，这就促使拓跋珪不得不放弃了对东，南，西面的经略，全力投入到对河北河南的整治上，以免促成后秦的乘虚而入。而天兴2年对高车用兵，固然有巩固北疆的战略目的，但恐怕获取战利品以喂养不断增长的人口也是关键，毕竟，河北河南虽有治理，但为时尚短，急切之间难以获有大利，考虑到魏军的组成，在其他三面则多山少草，缺乏魏军骑兵高速机动的活动环境下，对北面用兵是唯一有可能在受到后秦攻击下尚能全线的调回主力的方向。然而，取高车而养河南河北，这亦是权宜之策，唯有平定西面的隐患才能全力整治中原，关于这一点，相信拓跋珪的心里已经做好了打算。

而在后秦方面，虽然以西面布防几乎赤裸的形式换得了自以为是的东线的平静。但毕竟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此时的后秦，情况与魏国相较尤为恶劣，西方的诸个凉国已成破局，如不能调回部署在东线的兵力，后秦也只是一个为谁所灭的局面。因此，姚兴所等待的，也只是一个恰巧的时机以及在全线兵力调动下的后勤准备的完善而已。把和魏国有血海深仇的赫连勃勃放到了北疆和魏国接壤处，姚兴不是太傻而是老谋深算到了极致。

在这样的基础上，战争的爆发已是迟早的事情，赫连勃勃的异动也只不过是一个契机罢了。

参考两史的记载，在公元402年初，赫连勃勃开始有计划的挑拨两国的关系，并诱使魏国首先发兵，进攻他自己所镇守的安定之高平（汉有安定郡,治高平(今宁夏固原)。又有安定县,在今甘肃泾川北,并属于安定郡，此处当属于甘肃），而在魏军派出了征西大将军、常山王拓跋遵征讨后，赫连勃勃则作出了他一生中或者是唯一的一次弃军出逃，连一点像样的抵抗都没有作出就逃到了秦州（今甘肃夭水市），从而令秦国举国震惊，长安大震。姚兴更是猝不及防，不得已征召壮勇以巩固长安的防守―――在大的战略上，姚兴判断可谓是相当正确，但在战术上，姚兴没有想到他部署在北疆的赫连勃勃不但没有能成为他插向魏国纵深的一把尖刀，反而给他带来了魏国的汹汹铁骑。

但是姚兴毕竟是姚兴，在巩固了长安的城防之后，他开始确定来自北方的魏军不过是一支偏师而已，拓跋珪真正的主力还在东边。因此，我们在《魏书》中所看到的记载逐渐的明晰了起来，“五月，姚兴遣其弟安北将军、义阳公平率众四万来侵。平阳乾壁为平所陷。”《魏书.帝记第二》，考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乾壁（史书中没有明确记载。本文从山西方志专家石青柏的观点，乾壁在临汾城东南10多公里的县底镇。）的位置，则可知道姚兴这次索性不顾北边的魏军，执意动用主力东进，打算和魏军来一次大的会战了。而这还不算，在《晋书.载记十七》中尚存如下记载“姚硕德、姚穆率步骑六万伐吕隆”，姚兴这次是大手笔了，不但用兵与东部，甚至连西部也考虑了进来。这一招相当的高妙，也相当的危险。如若东西皆胜，则北疆的危险不但一朝可除，两边更可以获得极大的利益。而纵是战事不利，只要东西两方有一方能保持不败之局，后秦也无损社稷。

这是一把豪赌，而这把豪赌在开始却似乎偏向了姚兴一方。在西部的战事相当的顺利，不但一举击溃了吕隆的后凉，更是威慑了秃发利鹿的南凉，沮渠蒙逊的北凉，李玄盛的西凉，逼迫这三个小凉国送上了降表。而在东线，以“其光远党娥、立节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岭北突骑自和宁赴援，越骑校尉唐小方、积弩姚良国率关中劲卒为平后继，姚绪统河东见兵为前军节度，姚绍率洛东之兵，姚详率朔方见骑，并集平望，以会于兴。”《晋书.载记十七》，为主体的东路军团战事也是相当的顺利，一举攻克了魏国的辎重要地平阳。战事打到这里，姚兴自信满满，一时间意气风发。

然而，危险也恰恰在这里产生了。从《魏书.帝记第二》“六月，治兵于东郊，部分众军，诏镇西大将军毗陵王顺、长孙肥等三将六万骑为前锋。秋七月戊辰朔，车驾西讨。八月乙巳，至于柴壁。”在魏军的军势下（“六月，太祖将讨平，遣毗陵王顺等三军六万骑为先锋。七月，车驾亲征，八月，次于永安。” 《魏书.列传第八十三》），姚平的四万军力显得多少有点微不足道，在此情况下，姚平被迫固守，以等待援军。这就给拓跋珪一个包饺子的机会，一声令下，姚平四万大军全部成了瓮中之鳖。

姚兴得知弟弟被困，亲自率兵救援，但在中途被魏军打了一个伏击“姚兴悉举其众来救。甲子，帝渡蒙坑，逆击兴军，大破之”《魏书.帝记第二》，“太祖闻兴将至，增筑重围，内以防平之出，外以拒兴之入。又截汾曲为南北浮桥，乘西岸筑围。太祖以步骑三万余人，渡蒙坑南四十里，逆击兴。兴晨行北引，未及安营，太祖军卒至，兴众怖忧。太祖诏毗陵王顺以精骑冲击，获兴甲骑数百，斩首千余级。兴退，南走四十余里，太祖引还。”《魏书.列传第八十三》，至此，姚兴分兵两路的最大隐患终于暴露了出来，兵力不足，难以和魏军主力抗衡。纵然将士用命，又如何能挡的住饥寒交迫弹尽粮绝呢？更不要说为了攻克平阳，姚平一军已经奋战了六十余日，军气业以耗尽，眼看着救兵就在眼前，姚平一军竟无力冲出魏军的防线，事已至此，只能是坐以待毙。

“姚平粮竭矢尽，将麾下三十骑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十将四万余人，皆为魏所擒”《晋书.载记十七》。

“太祖知兴气挫，乃南绝蒙坑之口，东杜新坂之隘，守天渡，屯贾山，令平水陆路绝，将坐甲而擒之。太祖知兴气挫，乃南绝蒙坑之口，东杜新坂之隘，守天渡，屯贾山，令平水陆路绝，将坐甲而擒之。太祖又缘汾带冈树栅数十里，以卫刍牧者。九月，兴从汾西北下，凭壑为垒以自固。兴又将数千骑，乘西岸窥视太祖营，束柏材从汾上流下之，欲以毁桥，官军钩取以为薪蒸。兴还垒。太祖度其必攻西围，乃命修堑，增广之。至夜，兴果来攻，梯短不及，弃之堑中而还。又分其众，临汾为垒，叩逼水门，举平相望。太祖因截水中，兴内外隔绝，士众丧气。于是平粮尽窘急，夜悉众将突西南而出。兴列兵汾西，举烽鼓噪，为平接援。太祖简诸军精锐，屯汾西，固守南桥，绝塞水口。兴夜闻声，望平力战突免；平闻外鼓，望兴攻围引接。故但叫呼，虚相应和，莫敢逼围。平引不得出，穷迫，乃将二妾赴水而死。兴安远将军不蒙世、扬武将军雷重等将士四千余人，随平投水。太祖令泅水钩捕，无得免者。平众三万余人，皆敛手受执，擒兴尚书右仆射狄伯支，越骑校尉唐小方，积弩将军姚梁国，建忠将军雷星、康官，北中郎将康猥，兴从子伯禽已下四品将军已上，四十余人。兴远来赴救，自观其穷，力不能免，举军悲号，震动出谷，数日不止。频遣使请和，太祖不许，乃班师。”《魏书.列传第八十三》

一场大战之下，后秦东线全军覆灭。

柴壁之战给两方带来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此战之后，魏军已经取得了对中原诸国心理上的全面优势，而西方的隐患更是一扫而空，大可以放心平定后燕的残余势力以及经略中原。而对于后秦来说，尽管西路军尚有余力灭了吕氏的后凉，但这已是回光返照。在此之后，慑于魏军的军力，后秦不得不将西方的军力在进一步的东调，终于形成了西线，南线几近一空的局面，为亡国写下了序幕。

这里引《晋书.载记十七》中有关南凉的记述为例，以印证上文。

公元406年，“秃发傉檀献兴马三千匹，羊三万头。兴以为忠于己，乃署傉檀为凉州刺史，征凉州刺史王尚还长安。凉州人申屠英等二百余人，遣主簿胡威诣兴，请留尚，兴弗许。引威见之，威流涕谓兴曰：’臣州奉国五年，王威不接，衔胆栖冰、孤城独守者，仰恃陛下威灵，俯杖良牧惠化。忽违天人之心，以华土资狄。若傉檀才望应代，臣岂敢言。窃闻乃以臣等贸马三千匹，羊三万口，如所传实者，是为弃人贵畜。苟以马供军国，直烦尚书一符，三千余家户输一匹，朝下夕办，何故以一方委此奸胡！昔汉武倾天下之资，开建河西，隔绝诸戎，断匈奴右臂，所以终能屠大宛王毋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门，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资之犭严狁，忠诚华族弃之虐虏！非但臣州里涂炭，惧方为圣朝旰食之忧。’兴乃遣西平人车普驰止王尚，又遣使喻傉檀。会傉檀已至姑臧，普以状先告之。傉檀惧，胁遣王尚，遂入姑臧。”

马三千匹，羊三万头竟然可以让姚兴随手赠送一个州郡，可见后秦国力实是空虚到了何种地步。而再考《晋书.载记二十六》中有傉檀传“兴乃署傉檀为使持节、都督河右诸军事、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凉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镇姑臧。傉檀率步骑三万次于五涧，兴凉州刺史王尚遣辛晁、孟祎、彭敏出迎。”, 傉檀以三万军力竟然能逼迫堂堂大州不战而降，亦可见后秦在西线的兵力状况了。